红色高棉40年的结局

作者：鲁 虎

在1998年的圣诞佳节，红色高棉的领袖乔森潘与农谢选择向柬埔寨政府低头，正式投降。

1999年2月9日，那最后的1700名红色高棉战士，在安浓汶地区正式融入了柬埔寨政府的军队体系。

3月6日，红色高棉运动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切春，被政府军成功抓获。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激进组织之一——红色高棉，其历史篇章终于画上了句点。

红色高棉曾书写过辉煌的篇章，亦尝过失败的苦涩；既令人敬仰，亦让人心悸。四十载风雨兼程，它在世人眼中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农村包围城市成功实践

1960年9月30日，柬埔寨劳动党在金边火车站内一间简陋的屋舍中正式宣告诞生。

谁料想，正是这批在柬埔寨重建柬共组织的人，竟改写了该国历史。

柬埔寨在战争结束后便孕育了共产党组织。该组织在为民族独立而进行的反法斗争中逐渐壮大，直至1953年11月柬埔寨独立，大部分成员选择解散或转入地下活动。作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其领导层要么来自越南，要么是坚定的亲越派，因此，其一切行动无不以越南革命斗争的利益为最高考量。

在新兴组织之中，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一群五十年代归国的留法学者崭露头角，跻身中央领导层。这些人大多出身于农村的富裕家庭，凭借奖学金踏出国门深造，归国后享受着优渥的工作待遇，成为众人眼中的“骄子”。然而，他们怀揣着更为崇高的理想与抱负。早在中学时代，他们便投身于反法斗争的洪流，在巴黎这个“激进思想的摇篮”中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洗礼，并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他们自诩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所谓的“乡土派”持轻视态度。更为关键的是，他们怀揣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倾向于在柬埔寨独立开展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1962年，柬埔寨共产党的总书记杜斯木突然神秘失踪，随后波尔布特接替了他的职位。自此，以“留法派”为中心的力量成为了柬埔寨革命的主导力量。

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正值歌舞升平、国泰民安的时期，然而，共产党组织却严禁存在。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人被迫逃入磅湛的丛林，他们在农村展开了革命的宣传活动。

乔森潘、胡荣以及符宁，作为左翼阵营的杰出代表，在政坛上屡屡活跃，因他们秉持正义、敢于直言，深得民心。1966年，他们再次成功当选议员，并荣任政府部长之职。然而，不久之后，他们亦不幸“消失”，隐身于丛林中的根据地。

1967年四月，马德望三洛地区的农民群起反抗，爆发了抗税的激烈暴动。彼时，柬埔寨共产党已正式更名为人民革命党，他们判断武装斗争的时机已经到来，随即组建了自己的革命武装——柬埔寨人民革命军，并在全国各地发起了起义浪潮。

“红色高棉”这一称谓，起初是西哈努克对柬埔寨左翼力量的别称，随后逐渐演变成了柬埔寨共产党的代名词。在柬埔寨共产党内部，该党被简称为“安卡”，此为柬埔寨语中“组织”之意。

柬埔寨革命军在政府军的围追堵截中四处奔逃，疲于应对。但美国对柬埔寨的干预，却为红色高棉的崛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

美国在越南战争泥潭中挣扎，对西哈努克政府所持的中立偏左立场感到强烈不满。自1969年3月起，美国开始派遣飞机轰炸被视为北越“避风港”的柬埔寨领土。这一行为使得民族矛盾在柬埔寨国内激化，上升为主要矛盾。柬埔寨共产党随即肩负起抗击美国、拯救国家的重任。到了年底，革命军的规模已增至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埔寨的右翼势力朗诺与施里玛达等人发动政变，导致西哈努克被废黜。紧接着，在同年4月，美国与南越军队对柬埔寨南部发起入侵。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西哈努克与柬埔寨共产党摒弃前嫌，共同抗美，建立了抗美救国的统一战线。5月5日，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宣告成立，西哈努克担任主席，乔森潘则出任副首相。

民族团结政府赢得了民众的坚定支持，其抵抗力量如同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僧侣、朗诺政府的前官员和军人纷纷投身丛林，投身于红色高棉的战斗行列。

1971年岁末，抵抗力量成功挫败了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从而在战场上掌握了主动权。到了1973年8月，美军停止了对柬埔寨的轰炸。此时，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已壮大至五万人，解放了超过九成的国土，并完全掌控了金边周边地区。然而，金边之所以得以勉力维持，乃是因为抵抗部队仍缺乏充足的进攻性武器。

在1975年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抵抗势力发起了全面攻势。紧接着，4月1日，朗诺假借出国疗疾之名，悄然离开了金边。仅隔一周，至4月17日，金边的上空飘扬起了象征投降的白旗。

红色高棉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实现了全面胜利，再次在世界舞台上树立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典范。

柬埔寨人民引以为傲的是，金边之解放竟比北越军队攻克西贡的时间提前了整整13天。

“一举建成共产主义”的灾难

金边市民在战争落幕的喜悦中尚未来得及迎接胜利的曙光，便接到了紧急疏散的通知。他们手忙脚乱地携带些许随身之物，毫无目的地奔向农村。即便是在救治病患的医院，也未能幸免。三天后，原本繁华的200万人口的金边，变成了居民寥寥三万、仅剩一家商店的空荡之城，街道上不见小汽车，人们只得依靠步行。据估计，至少有两三万人在疏散的过程中不幸丧生。

红色高棉声称此举乃因美国飞机即将发动轰炸，继而又声称是担忧城内潜藏着众多阶级敌人。然而，真相是，红色高棉缺乏管理大城市的经验，也未曾打算学习。在他们眼中，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陋化身，足以腐蚀干部与民众。为了构建理想社会，他们认为必须根除城市。因此，在年初，波尔布特等人便作出决定，在全国胜利之后，将废除城市。至九月，全国各城镇均已完成居民疏散的任务。柬埔寨共产党认为，这堪称世界上的“创举”。

红色高棉宣告，将在未来十至十五年间推动国家迈向现代化。在将柬埔寨塑造为农业社会的基础上，该政权开始推广在解放区已实施的合作社模式。货币与市场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度。男女老少共同参与集体劳动，致力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土地整治。所有人都在公共食堂集体用餐，迟到者恕不招待。柬埔寨曾被誉为鱼米之乡，然而，随着粮食产量的逐年减少，民众的生活仅能维持到勉强喝上稀粥的程度。

红色高棉实行了严格的财产公有化政策，彻底消解了家庭结构，甚至婚姻亦由组织一手操办，婚后夫妻需各自分居。宗教活动遭到禁止，僧侣被迫还俗，寺庙沦为仓储之地。他们将知识视为罪恶之源，关闭了正规学校，严禁书籍和印刷品的流通。社会生活中充斥着革命歌曲和舞蹈，传统歌舞戏剧被取缔，西方文化传播亦受到严厉禁止。民众失去了自由流动的权利。全国范围内，邮政电信系统瘫痪，医院更是踪迹难寻。

红色高棉将民众划分为“旧人”与“新人”两大类。“旧人”指的是在攻克金边之前便已生活在解放区的人群，其中以农民为主。“新人”则涵盖了前政权时期的军政要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贾以及城市居民，他们亦被称作“四一七分子”，必须经过改造方能获得新生。这些“新人”在“旧人”的严密监督与管制之下，忍受着饥饿，从事着超负荷的体力劳动，饿殍满地、劳累致死以及被任意处决者比比皆是。

柬埔寨境内的越南人遭受驱逐与屠戮。在众多地区，华侨亦沦为肉体上的消亡目标，他们在被集体屠杀前，还能在食堂享受一顿丰盛的餐食。

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了新的宪法，并将国名更改为民主柬埔寨。同年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不久后，他遭到了软禁。在此期间，他的子女及亲属共有十几人，他们同样被归类为“新人”并被迫下放劳动，最终音讯全无。

1976年夏季，一直蛰伏于幕后的波尔布特登上了政府总理的宝座。岁末之际，他满脸忧虑地警示：“党的肌体已然染病。”随之，一场针对党组织内部的肃清行动随即展开。柬埔寨共产党内部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胡荣、符宁等众多中央高层领导，均未能幸免于这场血腥的清洗。无数革命志士，惨遭同袍的利刃夺命。仅在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有多达14000名柬埔寨共产党干部及其亲属被无情地判处死刑。

我国民柬在国际舞台上同样处于自我隔离的状态。截至1978年底，除了少数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全球范围内，仅有埃及在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度设立了外交代表。

柬埔寨共产党坚信，革命成功后，柬埔寨已步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旨在消除所有不平等现象，并矢志不渝地追求“在柬埔寨一蹴而就实现共产主义”。柬埔寨共产党的“组织绝对正确”理念，以及波尔布特在党内所拥有的无上权威，共同促成了红色高棉一系列极端乃至残酷政策的贯彻执行。

红色高棉精心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然而，这却给柬埔寨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在执政的短短三年多里，柬埔寨境内至少有百万民众非正常离世，而彼时，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不过七百万。

十四年抗越战重整旗鼓

1978年12月25日，越南派出十万“志愿军”，分七路向柬埔寨发起入侵。至1979年1月7日，越军成功占领了柬埔寨的首都金边。次日，越南匆忙组建了韩桑林领导的傀儡政权，即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至此，民柬政权的历史宣告终结。

在漫长的对抗法西斯和反对美国的斗争岁月里，柬埔寨与越南曾携手并肩，相互扶持，共克时艰，其间亦积累了若干恩怨。革命成功后，越南试图借助与柬埔寨的“特殊关系”来掌控后者，以实现其构建“印支联邦”的愿景。1975年6月，趁解放越南南方的胜利余波，越军占领了柬埔寨的威岛。面对越南的压力，红色高棉未曾屈服，凭借民众对越南根深蒂固的仇恨和反抗情绪，展开反击。自1977年起，两国边境冲突频发。年底，越南军队入侵鹦鹉嘴地区，柬埔寨宣布与越南断绝外交关系，而越南则公开发起推翻柬埔寨共产党政权的号召。民柬自认能够轻而易举地击退越南的任何侵略，却未曾料到，一场灾难正悄然降临。

短短两周，民柬便溃不成军，政权摇摇欲坠，这一变故不仅出乎波尔布特的意料，也让越南人感到震惊。除了兵力上的劣势，更关键的因素在于，广大民众渴望终结民柬的恐怖统治，因此并未响应政府的抗日号召。

红色高棉的官兵们，在四处逃散后，逐渐汇聚成群。他们重新整编军队，于西北和西南的山地中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并展开了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尽管丛林游击战充满艰辛，但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远胜于建设国家的技能。自1981年起，民柬国民军逐渐重振旗鼓，摆脱了被动的防御状态。面对越军的旱季攻势，国民军则选择在雨季进行反击。越军试图在边境进行围剿，而国民军则采取分散战术，深入内地进行游击战，不断开辟新的根据地。民柬成为了抗击越军的坚强主力。

民柬的领导人亦多少进行了反思。他们坦诚，由于过分理想化，政策上存在失误，并辩称已开始着手进行改正，但越南的入侵中断了这一进程。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宗教政策方面，民柬进行了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为了民族与人民的崇高事业”，1981年12月，柬埔寨共产党宣布自动解散。到了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国际形象。然而，实际上柬埔寨共产党依然存在，而这些“退休者”仍旧掌控着红色高棉的方方面面。

尽管对红色高棉心怀厌恶，西哈努克仍为了共同抗击越军的宏图大略，再次与之并肩作战。然而，此时的西哈努克以及另一抵抗势力领袖宋双，各自领导着规模不大的抗越武装力量。

在1982年6月，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西哈努克亲王以及宋双三位领导人达成共识，共同组建了柬埔寨民族联合政府。在此架构中，西哈努克亲王被任命为主席，乔森潘同志担任副主席并兼任国民军总司令，而宋双则担任总理一职。这一团结抗越的联合阵线的形成，为红色高棉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外交局势。

柬埔寨在抗击越南的斗争中，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有力支持。自1979年起，历届联合国大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国纷纷发声，严厉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行径，并一致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同时，成员国们坚决主张维护柬埔寨民族解放阵线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并拒绝认可金边政府的合法性。

自1986年以来，三方的力量显著增强。越南的二十万军队深陷柬埔寨战场的泥沼，军事手段已无法解决问题。受侵柬战争与国际制裁的双重影响，越南经济长期陷入停滞。苏联亦逐步调整了对越南侵柬的支持政策。种种因素共同促使越南与金边当局开始认真考虑政治解决之道。

步入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在抵抗越南势力的三大派别中位居首位，同时，其势力范围也仅次于金边政府，成为柬埔寨国内第二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该组织下辖25个师，拥有总计7万人的武装力量，并实际控制着全国近20%的领土。其组织结构严密，作战经验丰富，经济能够自给自足，因而成为一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强大力量。

战略失误及内部分裂致衰

1989年9月，越南正式从柬埔寨撤军。紧接着，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冲突的四方代表齐聚巴黎，共同签署了《巴黎和平协定》。据此，柬埔寨将迈向民族和解之路，并在联合国的严密监督下举行大选，进而组建全新的政府。

自1992年2月起，联合国分阶段派遣了2.2万名工作人员，投入了近28亿美元以协助柬埔寨执行和平协议。这标志着联合国自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维和行动。然而，作为和平协议签署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选择了拒绝与联合国展开合作，并抵制了选举进程。起初，红色高棉禁止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其控制区域，随后又拒绝缩减军队规模，持续发动军事攻势，并屡次发生扣留和伤害联合国工作人员的事件。最终，在大选前夕，该组织甚至撤回了遍布各地的联络站点。红色高棉所提出的理由虽有一定合理性，例如金边当局仍掌握实际权力以及柬埔寨境内存在大量越南移民问题，但其不参与大选的决定却违背了民众对和平的迫切渴望，这一战略失误导致了其声誉的严重受损。

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共有19个政党参与了1993年5月举行的那次大选。西哈努克派的奉辛比克党以45.47%的得票率，出乎意料地击败了金边政府的人民党。然而，红色高棉却错失了重返柬埔寨政治舞台的宝贵机会。大选结束之后，柬埔寨组建了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达成了和解，携手联合执政。拉那烈被任命为第一首相，而洪森则担任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在国内失去了盟友，国际支持也告断绝，陷入了全面的孤立状态。

红色高棉渴望在新政权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面对宿敌洪森派掌控新政权的既成事实，以及放弃控制区与解散武装的棘手难题，他们显得犹豫不决。在经历了两次圆桌会议的磋商之后，双方依然未能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直至1994年7月7日，柬埔寨议会正式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面对政府施加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红色高棉内部思想陷入混乱，士兵与军官们对战争感到厌倦，渴望归乡，纷纷逃离。然而，强硬派的领导人却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波尔布特对外沉溺于军事斗争的幻象——诚然，民柬军队素以勇猛善战著称，政府军的围剿往往以失利告终，无功而返；而在国内，他坚持采用抗美时期的手段，抵制自由经济与私有财产，强化了自己的绝对统治，清除异己意见，这最终引发了内乱。

红色高棉的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对话和内部改革，却未能得到波尔布特的认同，因而因“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倾向受到严厉批评。1996年8月，他率领两个师的部队，与波尔布特派别决裂。拉那烈和洪森迅速与他达成和解，赋予他在其控制区域内的自治权。西哈努克国王亦下令特赦英萨利。英萨利的背叛导致红色高棉损失了4000名精英士兵，同时失去了木材和宝石等关键的经济资源。政府采取的宽容和解政策，进一步瓦解了红色高棉士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瓦解已势不可挡。随后，又有十几个师纷纷脱离波尔布特，最终重组并入政府军队。至1997年5月，红色高棉的作战部队已减少近80%，其败局已定。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向敌方投诚。波尔布特闻讯后，竟派兵枪杀了宋成及其妻子和8名子女。红色高棉的官兵们忍辱负重至此，首次将枪口指向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惊慌失措，逃窜而去，却被部下擒获，最终在法庭上被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试图通过这一举动来重塑形象，寻求生存之道，并保存组织力量。然而，由于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精神支柱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无疑加剧了民柬群众的士气低落，使他们感到迷茫无措。

1997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之间的明争暗斗再起，这不仅为残余的红色高棉带来了一线生机，甚至有部分民柬武装势力选择与拉那烈派结盟，共同对抗人民党。然而，在7月初，洪森借助武力手段将拉那烈驱逐出境，从而完全掌控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再度落空。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柬埔寨不得不再次举行大选。最终，拉那烈派与洪森派达成妥协，携手联合执政。对于红色高棉而言，前途已彻底陷入绝望。

1998年4月，波尔布特离世之后，剩余的红色高棉领导人纷纷从丛林中走出，引发了一波新的投诚潮。毕姜、江裕朗等五位高级官员，以及马本、波尔布特的遗孀梅松等人物，相继脱离了红色高棉。直至12月5日，肯农等八位将军率领数千士兵投降，同时，民柬前主席乔森潘与前人大委员长农谢也相继返回。这一年，成为了红色高棉的投诚之年，亦是其终结之年。

柬埔寨现代史上的红色高棉兴衰，成为了该国历史的显著章节。外部势力，尤其是国际干预，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若非美国的干预加剧了柬埔寨的民族矛盾，红色高棉不可能在短短五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柬埔寨的主导力量。同样，若非越南的军事介入，柬埔寨共产党执政三年后也难以迅速失势。然而，红色高棉的衰落主要归因于其自身的问题。在革命胜利的艰难时刻，该组织过度推行不切实际的极左政策，导致经济崩溃和民众离心，削弱了其政权根基。在长达十四年的抗越战争中，红色高棉积极捍卫民族利益，推动了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然而，在和平到来之时，它却沉溺于武力，固执己见，拒绝参与联合国监督的议会选举，置身于柬埔寨合法政治之外。随后，该组织未能及时转型，一错再错，在短短五年内便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红色高棉留下的一个难题是，一个为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却走向了如此极端？

原载《当代世界》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