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逃之夜：林彪最后的日子

庐山会后林彪转变

截至1971年，我在林彪的办公室已度过了七个春秋，已然成为资深的秘书。

自1970年庐山会议召开之后，原本就已隐居的林彪愈发孤僻，情绪跌至低谷。在林彪西客厅的门口，墙边摆放着一台八音盒，其大小堪比小型旅行箱。林彪的居所内通常不摆放任何杂物，而这台八音盒却成了例外。叶群曾提及，这盒八音盒是康生在抄家过程中挑选出来的。每逢林彪散步时分，内勤便会为其上满弦，使其能够演奏出十几首曲目。然而，自庐山会议结束后，林彪便再也没有触碰过这台八音盒。据内勤透露，林彪平日里偶尔享用的零食也鲜少再动。

1970年，叶群将三位秘书——郭连凯、张云生以及随后的张益民——尽数调离。原本我已身负繁重的工作，如今四人的职责全数落在我一肩，工作量之大，简直难以想象。我忙碌得几乎无法分辨时间，对叶群情绪上的波动也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注。然而，林彪的情绪波动却十分显著。他原本就不善言辞，此时更是沉默寡言，甚至不再听取秘书们对文件的汇报。他减少了对客人的接待，也不愿与身边的工作人员交流，有时甚至连续数日无话可说。偶尔观影，也仅让警卫秘书李文普挑选中外战斗故事片中近战场景，且每部电影仅挑选一至两份拷贝观看。林彪日常除了外出“转车”，便是独自在室内徘徊，大多数时间则是独自蜷缩在沙发上，显得格外郁闷。

近期，林彪口述了数张纸条，内容涵盖诸如：保持开朗、愉快与活泼的心态；学会转移注意力；即便最坏的情况也不会太糟，切勿慌张；身处绝境时，仍需坚信困境之后必有转机，正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饮食上切勿偏食，尽量变换食物种类；加强体育锻炼……林彪吩咐保密员李根清将这些箴言用毛笔抄录，各三份，分别张贴在叶群、林豆豆、林立果的卧室门后。

1971年新春伊始，林彪对李根清下达指示：“请拟一句箴言，悬挂于叶群的卧室内——‘归根结底，不至于太过糟糕。’”李根清前往叶群处索取条幅，叶群却说道：“无需书写，告知首长，我已知晓。”难怪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家湾被查抄时，仅发现了林彪的两张纸条，显而易见，那些条子并未真正以文字形式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叶群并未将林彪的慰藉放在心上。

【转换失败】：林彪认为没错，坚持不写检讨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1971年4月15日，中央举行了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序幕。至4月20日，周恩来同志将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相关文件以及毛主席的批示递交给了林彪同志，并暗示林彪同志需出席并发表讲话。紧接着，在4月24日，我向林彪同志提交了一份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状况的报告，报告中提及：“会议热切期盼主席、林副主席能与大家会面，若能发表数语，更显亲切。”林彪同志在听取我的汇报后，并未作出回应。随后，林彪同志在解释自己的态度时表示：“关于某人是否在暗中捣鬼，这并非我一人之言所能定论，必须听取他人之意见方为妥当。我选择不外出、不发言、不与他人交谈，并非出于担忧，实乃为了避免加剧紧张气氛，以及为他人提供非议的借口。”

某日，李根清将文件递交给叶群，恰逢她正通话中。她言辞间透露：“林彪同志近况不佳，情绪亦显低落，即便晚间服用了两次安眠药，仍旧难以入眠……回顾过往，众人无不站在他身旁，力挺他，将他推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如今，却对他进行打压……”这番话语，正是叶群内心所想。

在1970年庐山会议召开之前，林彪鲜少亲自批阅文件，许多文件实际上是由叶群指使李根清代为模仿批改。叶群若是愿意，便亲自批改，而其批复内容大多仅为“同意主席批示”。自庐山归来后，林彪除了聆听我汇报中央传阅文件之外，几乎不再关注其他文件。当时，文件频繁积压，难以及时上报，往往只能暂时搁置。一些关键文件在叶群手中也久久未能返回，大多数文件最终只能原样退回。

李文普提及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曾撰写过一份检讨，此情我并不了解，亦不知李文普是从何得知。事实上，流传于世的所谓林彪亲笔检讨书，实则出自叶群的口述。1971年春，叶群于毛家湾庭院中晒日光浴之际，口述一封林彪的信件，由秘书王焕礼笔录。信中大意表明：林彪本人对部队管理不够严格，性格急躁，今后当加强部队纪律，恪守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叶群坚称此信内容为林彪本意，然而，其真实性并未得到官方的确认。然而，叶群口述的这封林彪检讨信并未呈递给毛主席，而是被秘密搁置。换言之，林彪并未真正撰写过检讨信。

在四月的中旬，林彪接见了黄、吴、李、邱等人，他坚定地表示：“依我之见，你们并无过错。即便你们进行了自我反省，我也不会责怪，更不会因此而动怒。然而，我本人是不会进行检讨的。”

未寄出的信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吴忠，率领人员对毛家湾进行了搜查，并从中查获了林彪于1971年5月23日致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在这封信中，林彪向毛主席提出了“四不一要”的请求。

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若个别成员犯有错误，可通过党内思想批判来予以解决；若他们身患疾病，可临时找人代为履职；如不幸病故，则将选拔合适人选接任；而对于长期患病申请退休者，将依照退休干部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至于特殊情况，则须遵循主席亲自面授的指示。

关于林彪这封信的具体成稿过程我不得而知，然而，林彪曾亲自向我透露了信中的核心内容——“四不一要”。记得有一次，林彪将我单独召见，一边沉思一边口述了信件的主要内容。我则在一旁，手持一张白纸，将他所言一一记录下来。

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的身边配备了四位秘书，分别是本人、王焕礼、李春生以及宋德金，此外还有负责保密工作的李根清。他们均能协助林彪进行记录工作。王焕礼是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被调入的，宋德金则是新近加入的秘书，主要负责阅读资料。这两位秘书并未出席庐山会议。而我与李春生则参与了庐山之行，然而林彪却仅知晓我出席了会议，对李春生的参会情况一无所知。鉴于我是资历较深的秘书，林彪在有事需要处理时，往往会首先寻求我的协助，并且不止一次地表露出“想要见毛主席”的愿望。

林彪在致毛主席的信中提出的“四不一要”，实乃其个人观点。自庐山会议之后，叶群心中充满了不安，而黄永胜、吴法宪等亦感焦虑，对于将如何被处置，心中毫无头绪。尤其是叶群，她常在林彪身边提及担忧被下放到农村的忧虑。

在记录“四不一要”的过程中，叶群并未在场。记录完毕后，林彪并未让其形成正式信件。形成信件的可能并非林彪的本意，而是叶群的指示。因此，我对这封信的存在一无所知。我坚信林彪本人不可能亲自撰写这样一封长信，因为他晚年连简单的圈画都感到疲倦，连批注都需要他人代笔，更不可能完成如此篇幅的信件。这封信的形成很可能是叶群一手操办的，至于具体由谁整理，我并不清楚。叶群在庐山会议上的失败，她的行事原则是让不知情的秘书坚决不被卷入相关事务。这封信很可能如同叶群的两次自我批评，是叶群借助军委办公厅的人员秘密操办的。‘真的有必要这么做吗？’于是，林彪决定暂时搁置这封信。”最终，林彪没有将信件发出，而叶群则将信锁在了自己的保险柜中。

林彪内勤与林彪红旗车合影于毛家湾。

林彪令客厅贴三句“万岁”标语。

“就将这些字贴在客厅的入口处。”这成为了林彪最后一次让李根清执笔的时刻，此后不久，他与叶群便一同前往了北戴河。

林彪的西客厅宽敞明亮，步入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约两平方米的墙壁。李根清安坐于茶几之侧，纸笔早已备妥。林彪边踱步边道：“请写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万岁’。”

【转换失败】：林彪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三条标语呢？ 【失败原因】：(系统检测到该文本可能包含不安全或敏感内容，请您检查文本并避免提交此类内容，感谢您的配合。)

李根清并未亲临庐山，庐山会议的文件亦未曾传达至他手中，因此对于庐山之变一概不知，既未闻陈伯达被揪出，也未悉毛主席亲笔撰写《我的一点意见》。在李根清的印象中，毛主席与林彪的关系密不可分。他深感困惑，不明白为何周总理将要莅临，并特意书写这三条重要的标语，这在以往是极为罕见的。

自是李根清不便多言。他取来一张宽幅纸张，将其横向对折，裁成两半。随后，他拿起一支粗犷的油画笔，蘸取鲜艳的广告红，依照林彪的指示，迅速以美术字的形式书写了三条醒目的大标语。字体硕大，一目了然。他将这些标语用图钉固定在林彪西客厅入口右侧的挂衣板上。此位置恰是踏入林彪西客厅的必经之地，故而任何人步入西客厅，皆能一眼瞥见这三条标语。

在我心中，毛主席与林彪之间的联系颇为特殊。回想起1966年9月，林彪暂居于人民大会堂时，毛主席曾向他推荐了自己阅读过的《三国志·刘晔传》中的“郭嘉”篇章。郭嘉，作为曹操的智囊，其才智与诸葛亮相媲美，为曹操赢得多次胜利，并为统一北方立下了赫赫战功。毛主席为何要向林彪推荐郭嘉，林彪本人从未透露过原因。据我所了解，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分享了自己对“郭嘉”篇章的感悟。

北戴河再访。

在北京举办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林彪并未出席。尽管周总理多次倡议林彪莅临并发表讲话，但他始终未予理会。然而，事实表明，林彪内心深处却迫切渴望与毛主席进行交流。我们这些秘书都清楚，林彪不止一次地表达了想要觐见毛主席的愿望。李文普回忆道：“林彪心情低落，曾强烈要求与主席面对面交谈。那时，毛主席的电话主要由叶群接听，我们林办内部流传着林彪希望与毛主席会面、沟通的消息。然而，毛主席长时间未予回应。林彪个性刚烈，从不轻易屈服。由此，两人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

庐山会议结束不久，叶群在一次会议结束后返回，她提到了想阅读《何典》一书，声称那是毛主席向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推荐的读物。《何典》中蕴含着两句警世名言：“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以及“说嘴郎中无好药，一双空手见阎王。”这些话语被精心制作成卡片，至于林彪对这些话有何见解，我们却无从得知。

1971年7月17日，林彪与叶群一同自北京启程，前往北戴河。林彪或许一直期盼着毛主席的召见，然而，这一等待却始终未能如愿。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他们不得不选择前往北戴河避暑。

这次，我选择留在北京，并未前往北戴河。在启程前，叶群对李文普透露：“首长（林彪）已经指示，我们不宜继续留驻北京。若黄（永胜）、吴（法宪）之间的纷争未能妥善解决，11楼（江青）若向首长（林彪）反映情况，将使得处理起来愈发棘手。因此，我们决定前往北戴河，以避开这一嫌疑，避免他人误解是我们主导了局势。”

林彪及其夫人与家中员工合影留念，画面右下角可见林立果的身影。

叶群常乘专机如用专车。

林彪、叶群离毛家湾时，一切照旧。

8月5日，叶群重返北京301医院进行身体检查。翌日凌晨，检查结果揭晓，专家团队经过会诊，排除了乳腺癌的可能性。自此，叶群精神焕发，次日便在毛家湾热情接待了吴法宪、邱会作等贵宾。事后，吴法宪向中央专案组交代时提及叶群曾谈及政变事宜，而邱会作则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关于此事，至今仍无明确的结论。直至1980年，在审判“两案”的过程中，吴法宪坦白承认自己曾说过谎，叶群实际上从未向他提及过政变的话题。

8月16日，周总理、黄永胜、张春桥、纪登奎遵照毛主席的命令，前往北戴河拜会林彪，林彪对此提出了“加强战备训练”的指示。同日，毛主席南巡抵达武汉，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刘丰等人进行了交谈。8月23日，刘丰将毛主席在武汉时所强调的“不应让自家妻子担任工作单位办公室主任”的观点告知了林彪的侄子林汉雄。消息迅速传至叶群耳中。“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林汉雄因此被监禁了四年，然而经过调查，并未发现林汉雄与此事件有任何关联。8月28日，林立果从北京致电李文普，表示“目前北京形势对叶群不利”，“老李，你做好相应准备，首长（林彪）计划在9月18日前后前往广州，此事不宜对外泄露”。月底，叶群致电吴法宪，讨论了“老婆专政”的问题，并要求军委办事组为她安排在总参政治部或军委办公厅的工作，表示不再担任林彪的办公室主任，并请吴法宪与黄永胜商议此事。

“你这般高傲，连父亲邀请也不愿赴约。他病情日重，竟未得一见张清林。待你们行程确定，他的病定会好转。”无奈之下，林豆豆只得答应。她哪里料到，此行北戴河，竟遭遇了震惊一时的“九一三”事件。

晚九点刚过，叶群指示李文普通知胡萍调度一架飞机接载林豆豆等至北戴河。胡萍描述叶群对待专机的态度如同对待专车，轻易召唤，即刻到达。然而，飞机与汽车本质相异，即便是普通的民航客机，起飞前也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绝不能与汽车同日而语。汽车行驶在地面，可随时停靠；而飞机航行于天空，若准备不周，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叶群在9月13日凌晨紧急赶往飞机，可能也是出于这种把专机当作汽车的思维。鉴于夜间飞行专机存在安全隐患，当晚并未安排专机夜航。

9月7日的清晨，遵照叶群的指示，我负责将林豆豆、张清林与张宁送往西郊机场。时间约在9时50分，叶群紧急召唤内勤孙忠堂，命其即刻联络秘书李春生，火速拨通毛家湾的电话，指示将《俄华词典》、《英华词典》以及几本俄语、英语会话工具书，全部交给林豆豆，务必带往北戴河。然而，当时距离飞机起飞仅有短短的十分钟。为了等待毛家湾送书而至，飞机不得不推迟了一个小时才得以起飞。直至11时40分，飞机终于从北京抵达北戴河。叶群坚持要林豆豆务必抵达北戴河的理由，是为了让林彪一睹女儿心仪的对象。这样的安排在情理之中，我并未深思其背后的深意。在林豆豆等人离去后的数日里，毛家湾一切依旧平静如常。

林立果展示“林彪手令”。

9月8日，叶群来电告知，林立果因牙疾返回北京治疗，务必确保此事保密，并指示我联络301医院口腔科。在“九一三”事件爆发的前夜，林立果曾以治疗牙齿为由，三次返京，其中两次我有幸与其相见。这一次，他已是第三次从北戴河飞抵北京进行牙科检查。当晚9时30分，他返回了毛家湾。恰逢我当天在此值勤。

当晚，林立果并未选择在毛家湾过夜，他在那里的逗留时间颇为短暂，简单取走所需物品后便径自离去。我始终陪伴在他的身旁，并一同前往他的住处。临别之际，林立果叮嘱我，若需与他取得联系，便请转拨空军一号台。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之命令执行，林彪，九月八日”，并无公章。此白纸，据推测，便是曾在怀柔直升机事故现场被周宇驰撕毁的那一纸，后被北京卫戍区警卫3师收集并上交。直至1972年7月2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发【1972】24号文件予以公布，然而公布的“林彪手令”中，字迹缺失竟超过三分之一。

浏览“林彪手令”之际，我边走边读，并未细加推敲，直觉那应是林彪的笔迹。林立果并未对那张纸条的内容做出解释，而我亦未主动询问。在“林办”度过的七年里，我对林彪此类简短纸条已司空见惯。林彪书写时偏爱使用军委办公厅服务处所提供的空白纸，无头无尾，仅以铅笔勾勒，随后改用红油笔。字体大小统一，内容简练，往往整张纸上仅寥寥数语，如“文革”初期林彪所发手令：“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心情愉悦时，随意写下一纸条可谓轻而易举。据我所知，叶群和林立果均曾向林彪求取过此类条子。至于我，当时并未将林立果递给我的那纸张条视为何种要紧之物，亦未曾深思其间的含义。我单纯地以为，林立果或许是与叶群之间又产生了争执，林彪这才挥笔写下这样的条子。

我未曾深思这手令究竟指向何人，亦未细究其具体“指令”含义，以及为何仅有如此模糊的表述。林彪的口述通常极为详尽，而这份手令却显得过于笼统，缺乏明确性。“盼”字之后该如何“照办”？我不得而知。而且，“盼”字的使用，似乎与林彪一贯下达命令的语气不符。林彪在其一生中未曾担任过副职，他下达的命令总是不容置疑，坚定果断。“盼”字带有请求、命令或商量的意味，这似乎更像是未曾担任过主要领导职务的林立果的语气。

1972年五月，林豆豆在玉泉山接受审查期间，被要求辨认一份“林彪手令”的影印本。她观察后指出，“林彪手令”的字体虽与林彪的风格相似，却更显得仿效之嫌。林豆豆选择使用“像”而非“是”，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拒绝提供任何佐证的书面材料。

据我所知，叶群不仅让李根清模仿林彪字体批字，她自己和林立果都在模仿林彪字体。叶群学在前，她借口是为了在关键时候起作用。林立果说：“主任学，我也学。”“九一三”事件前，林豆豆曾说：“老虎模仿首长的笔迹，我们都很担心。”林立果拿的这个“林彪手令”转来转去，最后还在周宇驰手里。

后来我才领悟，中央专案组对“林彪手令”的重视程度非同小可。亲眼目睹“林彪手令”的人数，竟超过了知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人。在“九一三”事件爆发之前，我对《五七一工程纪要》一无所知。在1980年对“两案”的审判中，相关部门利用直升机在迫降现场搜集到的部分碎片，将其拼接复原，并制作成照片，呈现在法庭之上，随后这些照片亦被公开发表于报刊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林彪手令”的字体为竖版。然而，1999年，林彪的资深秘书关光烈指出，他所见过的“林彪手令”却是横版。令人遗憾的是，“两案”并未意识到“林彪手令”实际上存在两个版本。这也并不令人意外，因为除了林立果和周宇驰之外，再无其他人同时目睹过两个版本的“林彪手令”。

叶群昨晚两次来电。

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成为了我在林彪办公室工作的尾声。恰逢我负责在毛家湾执行值班任务，这标志着我是最后一位在那里担任秘书职务的人。

抵达北戴河后，林彪与叶群离去，毛家湾仅剩我及王焕礼两位秘书留守。因此，每隔一日，我便需轮值。对于那最后一天所收发的文件、所接听的电话，虽曾细心回想，但终究记忆模糊。

叶群

午后的时分，叶群指示李文普通知李春生，拨通毛家湾的电话。李春生接到命令后，立刻拨通了我的电话，告知主任要求将文件分类整理后，送往家中。我放弃了午休时间，迅速将近期收到的文件进行打包，计划通过航空快递送往北戴河。在叶群前一日听取李春生汇报14位副军级以上干部的任免情况时，她曾下令李春生向毛家湾发出电话，索要副军级以上干部的名册，并要求一并送达部队部署情况的登记表。紧接着，叶群又需要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我都已妥为送达北戴河。遗憾的是，叶群行事匆忙，竟将文件遗漏，未能装入飞往北戴河的航班。事后，对毛家湾进行的清查结果显示，所有“林办”的文件均无缺失。

9月12日的午后，林立果返回毛家湾进行沐浴，事前他已致电要求负责保卫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预备洗澡水。除了担负住地的警卫任务，警卫部队还负责保障被保卫对象家中水暖设施的正常运作。在林彪的家中，游泳池的维护、冬季供暖以及夏季制冷，均由警卫战士负责执行。林立果并未与我联系，我亦未曾与他相遇，对于他何时抵达、何时离去的细节，我一无所知。

毛家湾一切如常。今夜，对林彪与叶群而言，将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夜晚。叶群正于北戴河精心筹备，为林豆豆与张清林举行一场“订婚典礼”。她曾提及计划在国庆节之际为爱女操办婚事，我们毛家湾的工作人员对此皆有所耳闻。

夜晚，我接连接到叶群的两次来电。这两通电话在我记忆中格外鲜明，因为那是我被软禁之前最后一个夜晚所处理的最后一项事务。大约九点多钟，叶群拨通了我的电话，通话时间颇长，持续了十几分钟，内容都是一些琐事。她主要谈论了林豆豆的婚事，还提及了毛家湾修建小厨房的事宜，以及前往大连定做衣服的计划。叶群提到他们将会先前往大连，之后回来共度国庆佳节，并叮嘱家人整理好家中卫生。她还提及在上海购买的尼龙外套破了个洞，希望上海空四军管理处处长过全能帮忙找人修补。叶群打电话向来滔滔不绝，事项繁多，谈笑风生，与平日并无二致，甚至在电话中还不时传来她的笑声。我并未察觉到她有任何慌乱，或是即将离别的迹象。总的来说，我并未感受到叶群的紧张或异常情绪。

在向叶群汇报完其他事项之后，我询问了关于毛家湾饲养的那几只乌龟的处理办法。管理员童显华告知我，这些乌龟饲养已久，一旦有伤亡难以承担责任，询问该如何是好。此类事宜非我所能擅自决断。叶群当时并未立即回复，稍后再次来电，指示道：“明日将这些乌龟送往钓鱼台，让江青同志享用。”叶群对乌龟的滋补功效十分重视，详细地交代了处理细节。然而，最终并未成行，因为当天深夜，毛家湾便被严密封锁，我失去了行动自由。“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们被集中至“亚疗”进行面对面的审查。我听闻，在那9月12日的夜晚，叶群在北戴河忙碌异常，电话不断。在与我通话结束后，她又与胡敏交谈了超过一个钟头，谈话的核心议题是林豆豆的婚事。胡敏则趁机提及了刚出生不久的孙女，叶群称赞她的名字起得甚好。

9月12日晚，我选择在办公室安歇。大约在午夜时分，我进入了梦乡。在入睡之前，毛家湾的区域一切如常，我并未察觉到北戴河有任何异常的迹象。

“九一三”拂晓，毛家湾的屋顶响起了一阵沉重的脚步声。

9月13日的凌晨零时三十二分，林彪的专机悄然起飞，而我对此竟一无所悉。

12日晚，在接完叶群的两次来电并处理完若干琐事后，夜幕降临，我很快陷入了沉睡。然而，梦中屋顶上传来的急促而沉重的脚步声将我从梦中惊醒。这实在令人费解，究竟是谁敢在毛家湾的屋顶上行走？毕竟，这里外有严密警卫，内部还有施工人员忙碌。由于我无法离开办公室，因此并未外出一探究竟。坦白说，我对这起事件并未过分在意，随后又继续入睡。

后来方知，留守毛家湾的中央警卫团二大队副大队长蒋廷贵，遵从团长张耀祠的指令，在林彪专机起飞之际，便已部署二大队的警卫力量登顶毛家湾，掌控了该地的制高点。北戴河林彪的别墅亦然，遭到严密封锁，警卫人员的职责瞬间转变为看守者。

约莫半小时之后，蒋廷贵再度接到张耀祠下达的指令：“林彪办公室的秘书们，若正在岗位上，不得擅自离岗。若不在岗位上，则自明日起将不再享有工作资格。请告知他们，在家中静候进一步的指示。自此刻起，凡送至的文件，秘书们仅可接收，不得擅自拆阅，亦不得擅自发送文件。机要室的钥匙需上交，交由你负责保管。你即刻前往通知值班秘书，并务必确保他们严格执行，同时派遣一名干部与一名战士至现场进行监督。”

9月13日的清晨，曙光初现。我前往庭院整理前夜晾晒的衣物。却发现中央警卫团的士兵全副武装，守在值班室门口，禁止我外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钓鱼台又发生了什么风波？我顿时怒火中烧，担忧林彪办公室的工作是否会受到影响。尽管如此，警卫士兵依然坚持执行命令，声称是上级的指示。我无奈之下，只得返回室内，被禁止从事任何活动。心中充满了疑惑，我无法想象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更不敢设想林彪会有什么不幸。

在蒋廷贵转达张耀祠命令之际，我瞬间愣住，竟无言以对，内心难以置信。许久之后，我才逐渐回过神来，向蒋廷贵追问：“这究竟是谁的旨意？是谁指使你们如此行事？”

蒋廷贵言道：“抱歉打扰，我乃遵命行事，恳请您务必予以配合。为了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需留下两位同志在此，还望您能予以协助。”

问：“谁的命令？”

蒋廷贵提及张耀祠，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张耀祠不仅担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同时亦身兼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之职。闻此，我自是缄默不言。我深知，张耀祠乃毛主席身边之亲信，我自当遵从，若不允我进入办公室，即便强求，亦无法得入。

接下来的数日，我被严格限制在室内，文件处理更是仅限于接收而不予发送。

此后，我与“林办”全体同仁一同，遭受了长达四年的囚禁之苦。

北戴河96号楼

林彪最后七天

作者：徐焰

核心提示：在仅仅7天的光阴里，表面上显得宁静的北戴河96号楼，实则波澜不惊之下，暗流涌动。众多势力因各式各样的缘由聚集于此，唯有林彪、叶群与林立果悄然离去。

北戴河96号楼

坐落于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外，紧邻联峰山的莲花石畔，藏匿着一栋青灰色的工字形两层小楼。该楼在北戴河中直管理处的别墅楼群中，以编号96著称——95号别墅曾为毛泽东所居住。正是在1971年9月12日的深夜，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四人匆匆登上驶往山海关机场的汽车，此行终成永诀。从此，这栋青灰色工字形的二层小楼，便成了林彪生命中那段最后时光的永恒见证。

1969年，北戴河96号楼落成之际，林彪正处于权势巅峰。他畏惧光线、风、水，以及强烈的声音，对温度的急剧变化亦感不适，且对人群密集的场合亦心生畏惧……种种常人所不惧的忌讳，林彪皆一一具备。于是，在林彪提出需将住所远离喧嚣、其他首长居所以及海滨的要求后，相关部门即刻响应，并迅速调集北京军区工程兵第七工区，在莲花石公园内松涛草堂的原址上，动工建造了这座风格独特的别墅。

看似其貌不扬，但内部构造尽显巧思。为迎合林彪畏风的习性，96号楼的墙体尤为坚固，木制门窗坚不可摧，窗户皆被厚重的红色落地窗帘严严实实遮蔽，宛如密室。该楼的设计布局与毛家湾相似，林彪居于东侧，叶群则在西侧居住，二者之间宽阔的长廊便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区域。林彪卧室的西墙上，整齐地分布着四个用于放映电影的孔洞，大小与高度均井然有序。一楼转角处藏有一座约20米深的室内游泳池，鉴于林彪畏惧水，此游泳池实则专为叶群量身定制。别墅侧畔，一座巧妙地利用山势而建的车库显得异常隐蔽，并设有从车库通往楼内的专用汽车通道，汽车可直达客厅。

通常而言，夏日若林彪于北京无所事事，他便会频繁选择前往大连或北戴河居住。自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他拒绝留居京城，转而频繁在苏州与北戴河之间穿梭。直至1971年4月，林彪对于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发起的风波，仍旧未曾进行过任何反省，他始终坚守己见，未曾公开承认过失。

1971年的北京夏日酷热难耐，林彪再度选择北戴河作为避暑之地。此时，他的得力助手林立果留守北京，频繁向他传递各类信息，尤其是有关毛泽东动态的情报。8月15日，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南方巡视，其核心目的是向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发出警示，正如他本人所言，意在效仿陈伯达四处游说，强调“庐山会议虽已过去近一年，但庐山之事仍未了结。”在与干部的交流中，毛泽东还直接提及林彪，对他过分吹捧林立果为天才的行为进行了公开批评。

往昔，毛主席出行，归途多在9月底，然而1971年的一次南下之行，他却比预期提前了半个多月便返京。在他的专列悄然驶抵北京丰台车站，停留长达11小时之后，林彪的专机便从北戴河紧急起飞。短短两小时后，飞机不幸坠毁，由此引发了九一三事件。

自9月5日起，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将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秘密上报给林立果。随后，9月6日夜晚，黄永胜将毛的谈话内容传达给了身处北戴河的林彪与叶群。直至9月12日夜晚，林彪一行人匆忙搭乘飞机逃离。在这短短的七天之内，表面上看似宁静的北戴河96号楼，实则波涛汹涌。众多势力因各自原因汇聚于此，而最终离去的，唯有林彪、叶群和林立果三人。

初见未来女婿和儿媳

据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回忆，在那9月6日的清晨，周宇驰携带着毛泽东巡视南方时对林彪进行批评的讲话材料，抵达北戴河，会晤了林彪、叶群及林立果。然而，关于他们的谈话内容，李文普却一无所知。不久后，叶群亲自拨通了北京的电话，指令林豆豆携带她的男友张清林以及林立果的伴侣张宁火速前往北戴河，并告知她们：“陪同首长前往大连小住数日，待国庆节过后返回北京。”

1991年，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合影

9月7日午后的11时左右，林豆豆、张清林、张宁及负责林豆豆警卫任务的空政保卫部处长杨森抵达了北戴河。他们三人被安置在距离96号楼约400米处的一座黄色小楼内，该楼警卫编号为56号楼。而林立果居住的57号楼，则位于相距50米远的对面，一座柏油铺设的小马路之畔。

抵达北戴河后不久，林豆豆便被林立果紧急召唤至57号楼他的私邸进行密谈。在此期间，林彪与叶群希望与林豆豆会面，李文普遂前往57楼传报此事，却遭周宇驰在门口阻拦。直至他明确告知周宇驰这是首长对豆豆的召见，周宇驰方才许可李文普进入。

与张宁、张清林重逢，林彪显得格外喜悦。当叶群询问他是否满意时，他回应道：“满意，非常满意！一个是老红军的后代，另一个是劳动人民的子女，真是太好了！”然而，在此时此刻，叶群正忙于策划叛逃。9月7日晚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名参谋照例向叶群传授知识，本应讲述的是关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的内容，但叶群却出人意料地改变了话题，她开始翻阅《世界地图集》，关切地询问蒙古境内的大城市分布、苏联军队的驻扎地点，以及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苏联军队的数量。

风暴前夕的亲情时光

得知南下的谈话内容后，儿子在北京准备孤注一掷，妻子则在北戴河密谋逃离，而林彪本人却显得异常“波澜不惊”。据李文普回忆，“9月8日，林彪表现得一如既往，96号楼内一片宁静，他也没有询问我林立果的去向。傍晚时分，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电话，声称已安全抵达，让我向首长汇报，我随即向林彪和叶群做了报告，林彪点头回应：‘很好！’9月9日，北戴河的96号楼依旧平静。海边有人嬉戏游泳，山上警卫严密，‘林办’的工作人员如常各自忙碌。”

9月9日，林豆豆经历了一整夜的辗转反侧，因此在9月10日，她直到下午2点才悠然醒来。醒来后，她便与张清林、张宁一同前往山海关和秦皇岛畅游。张宁慷慨地为林豆豆挑选了一只可爱的小鸟作为礼物，而林豆豆则回赠给她父亲一个精巧的机械兵。只需上满发条，这个机械兵便能模仿扛枪、匍匐前进、瞄准射击等动作。林豆豆的父亲见到这一幕，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叶群见状，立刻示意李文普拿起相机，将这温馨的瞬间永久定格。

再逢准女婿、准儿媳欢聚一堂，林彪亦乐此不疲地玩弄着手中的小礼品，拍照留念，然而，鲜有人能洞悉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所想。即便是在后来的揭露材料中，关于这最后的七天，他在卧室中的具体行踪，依旧鲜为人知。

上午11时许，叶群指示李文普拨打毛家湾的电话，要求提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单及全军部署情况表，并表示：“首长需要研究战备事宜。”同时，她试探性地提出了想去广州的打算。对此，李文普并未过多在意，仅回应道：“如今天气如此炎热，前往广州有何要事？”并未对此进行追问。

12日的清晨，林彪指令李文普整理行囊，做好前往大连的准备。而到了午后，林豆豆却忽然对李文普说道：“林立果屡屡行恶，意图加害毛主席，他们即将前往广州。若情况不妙，便请首长转赴香港，你务必确保首长不得乘坐飞机离去。”这番话令李文普如同身处云雾之中，茫然不知所措。

此处，李文普正对林彪究竟是前往大连抑或广州而陷入两难，而彼时，叶群携林豆豆、张清林一同走到林彪面前，说道：“张清林向豆豆求婚，豆豆也已应允，今晚便举行一场‘订婚仪式’。”林彪欣然拍手道：“妙哉！恭喜你们即将订婚！”随即与叶群、林豆豆、张清林合影留念。当夜，叶群下令秘书及工作人员，虽不设宴请客，但需备齐香烟、美酒、糖果、香茶等物，此外，还需预备两部电影供大家欣赏。

正当众人沉浸在林豆豆与张清林的订婚喜悦之中，未曾察觉，歌舞升平的北戴河96号楼内，一场隐秘的“大地震”正蓄势待发。

最后一场电影

起初，林立果的突然造访打破了夜的宁静。夜幕低垂，96号楼的走廊内正播放着一部香港爱情电影——《甜甜蜜蜜》。林豆豆、张清林、“林办”的秘书、警卫员和服务员们都被召集起来，一同观影。大约在晚上八点钟，电影进行至一半时，秘书宋德金忽然接到海军山海关机场的来电，对方告知一架身份未明的飞机即将降落，并询问“林办”是否有所了解。而叶群因忙于筹备女儿的订婚仪式，疏忽了为儿子安排车辆，在得知飞机即将降落的消息后，她立刻拨通电话告知李文普，林立果此次前来，正是为了庆祝豆豆的订婚之喜。

约莫晚上九点钟，林立果手捧一束鲜花抵达林彪的住所。在工作人员观看电影的小憩期间，叶群一直与林彪在房间内进行着长时间的私密交谈。林立果归来的那一刻，便迅速加入了这密谈的行列。林豆豆强迫内勤公务员张恒昌与陈占照走到门外窃听。张恒昌回来报告说：“方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我隐约听到了里面的对话。其中一句是叶群所言：‘哪怕是去香港也行！’另一句则是林立果所讲：‘到了这个地步，你难道还不把黄、吴、李、邱都托付给我吗？’”

面对紧迫的局势，林豆豆立刻召集李文普与刘吉纯商讨对策，并迅速向驻守北戴河、负责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副团长张宏及二大队队长姜作寿进行了汇报。周恩来闻讯后，即刻下令山海关机场，指派林立果乘坐的256号三叉戟飞机返回北戴河，并强调必须得到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共同下达的命令方可起飞。鉴于李作鹏与林彪之间特殊的关系，他巧妙地调整了周总理的命令，从而为林彪的逃离提供了保障。

周恩来亲自拨通了叶群的电话，进行亲切的关怀。在9月12日深夜11点半，他关切地询问林彪的健康状况。当周恩来提及北戴河的专机时，叶群起初否认，稍作停顿后改口称：“确实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乘坐来的。据他父亲所言，若明日天气适宜，他打算上天翱翔一番。”周总理在电话中询问叶群是否计划前往他处，叶群回答：“原本打算去大连，只是这里的气温有些低。”周恩来提醒：“夜间飞行存在安全隐患。”叶群回应：“我们会在明天早上或上午，等天气转好后再起飞。”通话即将结束时，周恩来不忘提醒他们注意气象状况，并表示如有需要，他会亲自前往北戴河探望林彪同志。

去机场必经8341部队。

挂断电话的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在了11点40分的刻度上。叶群随即召唤了李文普，吩咐他在林彪的卧室门外稍作等候。她率先踏入房内，与林彪交谈了几句，随后示意李文普入内。李文普回忆道，“那时，林彪已经从床上起身，身着衣物。林彪对我说：‘今晚注定难以入眠，你稍作准备，我们现在即刻出发。’”

约在晚上11点50分，当事人陈占照回忆道：“林立果、叶群、刘沛丰一同步入林彪的客厅。片刻后，叶群与林立果相继走出。林彪再次响起铃声，指示我即刻启程夜航前往大连，无需休息，只需携带必要之物，以够用为度。计划在大连停留一周后返回，届时将与大家一同回北京欢度国庆佳节。此刻，刘沛丰静默地站在客厅门口，未发一言。我亦注意到沙发上摆放着三四个黑色手提包。”

夜幕降临，96号楼内聚集了众多目击者。随着红旗防弹专车的到来，林彪、叶群与林立果依次步入车内。依照往日的出行规矩，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被安排坐在前排，其后依次是林立果、刘沛丰、叶群，以及林彪本人。

刘吉纯匆匆抵达96号楼前，却只见林彪的座驾已然驶离。他与宋秘书、李秘书及小张一道，迅速登上了一辆“伏尔加”轿车，径直驶向山海关机场。

此刻，8341部队的姜作寿大队长接到了来自北京的指令，随即宣布警卫部队即刻转入战备状态，命令阻止林彪一行离开北戴河。鉴于96号楼坐落在半山腰，向南仅有一条道路，林彪的车辆在下行途中不可避免地会途径林豆豆所居的57号楼与林立果的56号楼，随后便抵达8341部队的58号楼。而在道路中央的东、西两侧，分布着55号、56号等楼群，正是警卫部队的驻地。

因此，姜作寿作出指示：“于55号与56号楼之间设立一支分队，沿着马路向南延伸约200米处，再设立另一分队。队员沿大道横排，构成了两道‘人墙式’的防线，旨在截阻林彪的座驾，遏制其外出。其余警卫战士则驻守于楼内，室内熄灭灯光，但着装未解，保持清醒，随时处于战斗准备状态。”

吕学文回忆道：“警卫人员目睹了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秘书、警卫队长李文普，自96号楼步出，登上汽车。司机杨振刚随即发动引擎，车辆迅速驶向通往南方的道路。此刻，不知从何而来的警卫战士纷纷呼喊：‘车下来了，快拦截！’我身处第一道防线，十数名战士纷纷以手势和呼喊声警示：‘停车，停车！’然而，汽车并未减速，反而频按喇叭，油门愈开愈大，径直冲向‘人墙’。后来方知，车内叶群已向杨振刚下达了指令，她厉声说道：‘8341部队背叛了首长，意图加害首长，快冲过去！’中队长肖启明位于第二道防线，位于大道东侧，目睹汽车突破第一道防线，直冲而来。在战士们的呼喊‘停车’无果的情况下，他为了保护首长安全，横着向司机开枪，意图以击毙司机的手段阻止车辆。然而，该车为防弹车，子弹无法穿透，汽车最终也冲过了第二道防线。”

撞断铁道栏杆

车外，警卫战士们被失控的汽车冲撞得四散纷飞，车内，据李文普事后回忆，当林彪询问林立果至伊尔库茨克的距离以及所需飞行时间时，李文普立刻意识到此行竟是为了外逃，他果断决定下车。

汽车行驶约七八十米之际，吕学文的视野中浮现出一幕惊心动魄的画面：“红旗专车突然紧急制动，随后，车上的李文普跃身而出，朝着车尾奔跑数步，似乎还大声呼喊了几句。紧接着，车中另有一人（后悉为林立果）举枪向他射击，枪声连绵不绝，李文普随即倒地。我们警卫人员立刻紧追不舍，然而，在距离汽车仅三五米之遥时，汽车犹如离弦之箭，瞬间逃离了北戴河。警卫人员被远远甩在身后。”

吕学文紧随吉姆车疾驰，一路追赶林彪的座驾。穿越北戴河小街之后，车辆转向北方，速度愈发迅疾。当他们驶过海边的大桥，目光捕捉到了林彪车辆的一抹轮廓。司机毫不犹豫地踩下油门，然而，林彪的红旗车毕竟是顶级豪车，吉姆车始终与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待至他们即将抵达山海关机场附近的铁路道口，铁路值班室已然降下栏杆，横亘在南北通道之上，以此昭示着一列东西向的列车即将驶过。此刻，林彪所乘的车辆，鉴于其独特的车身构造，为避开后方追兵，猛踩油门，径直撞断栏杆，飞驰向机场。当我方车辆抵达铁道口时，一列满载油罐的火车正由东向西轰隆隆地驶过。我们的汽车前灯照耀下，尘土飞扬，视线变得模糊不清。我抬手看了看手表，恰逢13日凌晨零点十三分。而当我们的车辆抵达山海关机场时，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已然腾空而起。那时，时间大约是零点三十分左右。（据吕学文《我是林彪出逃的拦截者和追击者》）

自北戴河96号楼的背影渐行渐远，已逾两个时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毅然驾机升腾于苍穹之上，自此音讯全无。至于林彪的真实意图，他究竟是否意图逃离，是前往大连、广州，还是苏联或蒙古，这一切的谜团，亦随那坠毁的残骸一同沉入了历史的幽暗之中，悄无声息，无迹可寻。

本文节选自《北戴河往事追踪报告》，作者徐焰，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亲历“九一三”：

我曾用油料车阻拦林彪专机起飞。

佟玉春口述，舒云整理

山海关站参谋长佟玉春

一

1971年9月12日，傍晚6点30分，山海关机场的值班调度员李万香传来消息：一架来自北京的专机即将抵达。身为场站参谋长，我肩负着确保专机安全降落的重任，遂即刻赶往现场进行指挥。然而，专机却迟迟未至，直至20点10分，方才得知专机即将抵达。

20时15分，一架三叉戟公务机缓缓降落在山海关机场。我依照惯例，来到专机旁进行迎接。对于首长乘坐飞机，机场方面总有迎来送往的职责。我目睹林彪之子林立果步出机舱，其后紧随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子（后来方知其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频繁出入，我们已是熟识。他与我简短寒暄之后，便准备乘车离去。

我忽然察觉到北戴河并未派遣车辆来接我。这真令人不解！难道中直机关没有安排车辆？我立刻指示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取得联系。

林立果面露焦急，仿佛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等待北戴河的车辆到来，遂向我请求借用车辆。记得1969年我们场站成立之初，上级慷慨地分配了六辆崭新的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实属罕见。不一会儿，吉普车便抵达了。林立果急忙让司机下车，自己迅速坐到了驾驶座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立刻启动车辆，疾驰而去。

我发现林立果误入了歧途。夜幕降临，加之林立果对机场的道路不甚熟悉，他误入了修理飞机的机库。我立即驱车前往，只见林立果的车辆撞上了车库门，引擎熄火。他试图倒车，却屡屡尝试无法成功点火。我迅速调派了一辆吉普车，林立果并未多言，换乘新车后，便与刘沛丰一同迅速驶离了现场。

我愈发感到不安，从山海关机场至北戴河相距四十余公里，路况欠佳，白日里车辆稀少，夜间更是车迹难觅。倘若林立果的车辆途中抛锚，前无村落，后无旅店，他将陷入绝境。于是我与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议：既然他使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辆，为确保安全，我决定亲自上路探查一番。

在潘站长与史政委的批准下，我额外调派了一辆吉普车，沿着道路一路追踪至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前，却始终未见那辆吉普车的踪影。直到此刻，我才感到安心，遂返回山海关机场。直到“九一三”事件爆发，我才得知，林立果在接近秦皇岛的途中，曾乘坐北戴河派来迎接他的轿车。他将吉普车置换，改乘轿车返回北戴河，而那辆吉普车则由迎接他的司机驾驶返回北戴河。

我回山海关机场时快22点了。

鉴于专机停靠于山海关机场，潘浩与史岳龙依旧坚守在机场内那间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李海彬，身为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夏季都会亲自莅临山海关机场，以确保现场指挥的顺利进行。这间简朴的平房，既是李海彬的指挥中心，亦是他临时的居所。每当专机抵达或离场，李海彬便会通知我方场站调度室，以便我们执行相应的指挥任务。

我询问具体状况，潘浩告知，次日清晨7时，专机将准时起飞。

自1970年引进三叉戟飞机以来，我们的山海关机场虽曾接待过该型号的航班，但无一例外，这些航班均系当日抵达，当日离境，迄今为止，尚无任何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停留过夜。

我步履沉重地回到机场的宿舍，时间已是晚上十点有余。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疑惑，北戴河方面为何无人前来迎接林立果？而林立果的神情显得格外紧张，仿佛即将有重大事件发生。虽然我无法解开这个谜团，但内心深处却迫切希望山海关机场能够平安无事。身为参谋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因此，我入睡时并未脱去衣物。

约在23点30分，与我同住一栋楼的政委史岳龙敲响了门，催促我火速前往他的住所。史政委转达了李万香的电话内容，告知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先后两次来电。第一次，李作鹏询问当天下午山海关机场是否有飞机抵达，以及具体到达时间。潘站长对此并未重视，遂将信息告知了他。大约过了十多分钟，李作鹏再次来电，询问飞机的具体型号。潘站长开始感到焦虑，于是拨通了史政委的电话，告知了这一情况。

此刻，潘站长亦抵达史政委的宅邸。我们三人皆视此事为重中之重。

我心中始终萦绕着不安，坚信有必要立刻将这一状况上报给海航的上级部门。他们也认同了我的看法。潘浩在电话中向师长张兆发报告，告知有紧急情况，要求师部立即派遣人员前来。师部驻地位于辽宁锦西，需乘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方能抵达，而当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行设法应对。

我们三人整夜未眠，匆忙赶往机场。途中，我们还将副站长赵雅辉叫醒，向他详细说明了情况。随后，我们四人径直前往场站调度室。李万香紧急报告称，0点6分，李作鹏政委已经第三次来电，坚持要求飞机起飞必须遵循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以及他本人的指示，即便其他人同意亦不得擅自起飞。李作鹏还强调，任何指示均需向他汇报。我深感震惊，似乎一场重大事件即将上演。

值班员李万香补充道：李海彬已预订了两辆载油车辆进行加油。

二

情况紧急，确保专机安全成为首要任务。我向潘站长提出建议，是否应直接与李作鹏政委取得联系？抵达指挥所后，我将使用保密电话与海军总机接通，随后将电话转交给潘浩，让他直接与李作鹏进行沟通。李作鹏在电话中重申了之前的陈述。我提醒潘浩，飞机正在加油，若需强行起飞，该如何应对？李作鹏对此似乎未预料到，稍作迟疑后表示，若需强行起飞，应立即向周总理汇报。潘浩再次请示，是否需要通知林彪的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赞同。

站长潘浩与副站长赵雅辉前往告知潘景寅，然而他并未在居室内。事后他们方才得知，潘景寅当时正身处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若他们当时能前往调度室一探究竟，或许便能成功通知到潘景寅；当然，至于潘景寅是否真的会听取通知，则是另一码事了。

13日凌晨0点15分，我沿着林荫小径步行前往停机坪。当我行至距离林彪专机不足百米之遥时，一辆大红旗轿车迅猛驶入机场，紧邻专机停放。这一幕发生在0点22分。

我急忙奔向专机旁，目睹了林立果和刘沛丰率先走出车门，紧接着林彪和叶群也相继下车。叶群高声呼喊：“有人意图加害林副主席，我们必须立刻离开！”她疾步至加油车旁，声嘶力竭地呼喊：“迅速驶离这里！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匆忙下车，随即高声呼喊：“快，快，快！飞机即刻起飞！飞机即刻起飞！”我目睹林彪一行人并未等待梯子车到来，便直接攀爬上驾驶舱旁工作人员的小梯。首先跃上的是刘沛丰，紧随其后的是叶群，林彪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叶群身后登梯。

此刻，一辆吉普车驶入停机坪，七八名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陆续下车。他们面无表情，仅是木然地注视着林彪等人登机。

林立果匆忙走向停靠在旁的专机，并拿起机旁的固定电话进行通话。不一会儿，林彪步出专机，随后众人方才得知此人乃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即刻唤来三名机械师，督促他们加紧工作。其中，李平和张延奎两位机械师敏捷地攀爬至飞机右翼，进行加油作业。而在机舱内，特设师邰起良正紧张地进行飞行前的各项准备。他目送林彪抵达，却见两位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尚未到来，遂果断离机，拨通了李海彬的电话。

我伸手拦住邰起良，严肃地说道：“未经周总理的批准，这架专机不得起飞！”邰起良对我投来一抹异样的目光，却并未多言。

林立果引领着邰起良登上了飞机。邰起良显得有些踌躇，不时回首张望，目光多次流连。而林立果则是最后一位踏上飞机的。

形势愈发紧迫，我深感事态不容忽视。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已明确表态，周总理下令不得让这架专机升空。面对此情势，我毅然决定采取极端手段，派遣两辆油罐车来阻止专机起飞。我指派油料科长王学高与油料排长王敬之各率一辆油车，驶至滑行道出口前方50米处，严阵以待，誓要阻拦专机，确保其无法起飞。

后来，许多人好奇地问我，究竟是如何鼓起勇气去阻止林彪乘坐的飞机。我答道：“周总理明确指示不得起飞，无论何人下令，飞机都不应升空，我有这个信心！林彪此行登机，宛如在逃亡。塔台既未安排起飞调度，亦无领航与通信支持，实在是太过反常了！”

遗憾的是，我所部署的两辆油罐车仅有其一完成半数。若两车均能完全到位，无疑将彻底截断林彪的专机通道，使其既无法前进，亦不能后退。而那架庞大的三叉戟专机，亦无法转身驱散这两辆油罐车。我急忙召集机场警卫连，然而疏于细致，未携带任何武器。我匆忙奔向外场值班室，取回了枪支与仅有的三发子弹。

此刻，林彪的专机引擎缓缓启动。跑道上的灯光尚未亮起，唯有停机坪上的灯光闪烁，而警卫连的成员尚未抵达。我朝天连发三枪，以此催促警卫连迅速到来。李万香闻声即刻关闭了停机坪上的照明设施，山海关机场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三

此刻，林彪的专机引擎轰鸣，三台发动机齐声轰响。由于机头灯的照亮，我得以目睹飞机迅猛穿梭的身影。或许是飞行员潘景寅心急如焚，飞机径直冲向跑道旁堆积的一堆巨石。这些石头是跑道维修后的遗留物，尚未得到清理。潘景寅在紧急关头强行转向，飞机的机头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转弯，导致一个轮子深陷于跑道边豆子地的泥泞之中。9月12日，山海关正值白昼，却突降大雨，地面泥泞不堪。我急忙乘坐一辆油车追赶，然而等我抵达现场，林彪的专机已经加大马力，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从东向西冲入了跑道。

尽管专机已消失于视线之外，我却误以为它尚未起飞，目光继续投向了西边的秦皇岛方向。紧接着，负责警卫林彪的八三四一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乘车抵达，他告知我，飞机已然起飞。

我与姜作寿一同前往视察那辆尚未完全到位的油罐车。王学高所带领的油罐车并未遵照我的指令驶至指定地点。他显得畏惧，声称需下去一探究竟，遂下车查看。那位司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亦未遵从我的指令，车辆停在了半途。王敬之见油料科长的车辆未能跟上队伍，便借口下去一观，随之离开了油罐车。车上仅剩一位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成功将油罐车驶至指定地点，然而他并未熄火。林彪的专机抵达，机上有人高呼：“油罐车，快让开！快让开！”刘三儿受惊，急忙将车辆驶向路边，但专机的右翼还是刮到了油罐车顶部的铁盖，导致铁盖上的木棍弯曲，同时飞机上也损失了不少部件。约一个月后，大豆收割完毕，村民们前往地里拾草，将捡到的飞机铝皮、灯罩等物品交于我们。我们如数将这些物品转交给了中央专案组的公安部副部长于桑。

我与姜作寿一同抵达了调度室。随即，我指示李万香通知周边雷达站开启设备，以监控飞机的动向。林彪的专机先向西方飞行，随即改变航向，直奔赤峰方向。很快，雷达屏幕上便失去了它的踪迹。那时，我们尚不知晓林彪的专机已越过国境。晨曦初现，海航某师师长张兆发抵达，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王天保亦相继到来。

9月13日，正值下午两点之前，姜作寿紧急来电告知，林彪的专机不幸坠毁，具体地点尚不得而知。随后，我们八位当事人——包括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我本人、副站长赵雅辉、油料科长王学高、油料排长王敬之、司机刘三儿以及另一位司机（遗憾的是，我忘记了其姓名）——均被召集至沈阳军区，各自撰写了相关材料。事件过后，我们重返机场岗位，王学高和王敬之并未受到任何处分。

林彪三叉戟飞机残骸

长久以来，我始终对林彪专机事故的真相抱有浓厚的兴趣。空军的一份报告指出，事故的原因在于燃油耗尽。然而，在我看来，这并非真相全貌。我认为，林彪专机失事的真实原因并非油料耗尽，而是飞机与油车发生了碰撞，导致右翼遭受严重损坏。根据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孙一先的现场记录，我特别留意到三叉戟专机右翼上有一个直径40厘米的巨大空洞。考虑到飞机外壳为铝制，而油车盖板为铁制，铝质远比铁质柔韧，以至于铁棍都能被撞弯，可以想见，飞机右翼底部所受的损害定然不轻。三叉戟飞机的两个机翼本身就是油箱，而右翼底部还设有加油口。虽然碰撞当时可能并未造成严重后果，但在飞行了上千公里之后，受高空气流等复杂因素的影响，飞机受损部位所承受的压力远超其他部位，这很可能导致破裂，甚至引发火灾。当然，我未曾看到有其他分析者提出这样的观点。然而，我认为这种观点对于探究“九一三”事件中飞机坠毁的原因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