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折不弯！'中国良心'黄万里的悲壮人生

“中国良心”黄万里：22年的“政治横祸”与“死不悔改”

1957年，当反右斗争拉开序幕之际，黄炎培已迈入79岁高龄。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中，黄炎培，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五四运动的英勇战士、民国时期的教育巨擘、中国民盟的奠基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的家族亦未能逃脱这场冲击。

黄炎培的子女，众多者均毕业于海外，成为科技领域的杰出人才。然而，反右斗争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犹如重磅炸弹，瞬间倾泻而下，重创了黄炎培一家的宁静生活。

黄家七口之家，一夜之间，全家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成捆”厄运，被打成右派，令全家人瞬间陷入震惊与迷茫之中。

黄炎培、姚维钧一家

面对“成捆”的政治灾难，黄炎培的妻子姚维钧——一位民国时期的知识女性，一位温文尔雅、贤良淑德的母亲，默默承受着屈辱，坚强地抚慰着子女们。

她叮嘱子女，务必切记，切莫将自身被打成右派的惨痛经历告知父亲黄炎培。绝不应将他人所造的“孽”反作用于，从而伤害到自己的父亲。

因此，黄炎培仅知晓人民日报公开指名批评的次子黄万里——这位留美水利领域的专家，以及被剥夺了中国建材科学院副院长职务的三子黄大能——这位留英的建筑材料领域的专家，他们都已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尚未察觉，家中尚有其他五位子女、女婿等，亦遭受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命运。谚云：“知子莫若父，知女莫若母。”

在黄炎培父亲的眼界中，这位被错划为右派身份的儿子，在政治立场显得纯真如同未谙世事的孩童，而在专业领域，他却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杰出人才。

尤其是三子黄万里，他不仅专业出色，内心更是清澈如水，眼光锐利，不容许任何沙粒的存在，始终以耿直和直言不讳著称。他无疑是父亲黄炎培最为自豪的子女！

1963年，一家三代同堂。自左至右，依次为黄万里、黄炎培、黄观鸿。

黄万里，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又在伊利诺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我国知名的水利科学专家，同时也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

五十年代，我国重点水利工程的国家一号项目，便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项工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得到了苏联“老大哥”的鼎力协助，共同完成了设计任务。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承载着两项雄伟的愿景：其一，旨在实现“人定胜天”的壮志，将黄河恢复清澈；其二，工程建成后，年发电量需超越解放初期全国全年发电量的总和。

在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三门峡水利工程提案之际，全体代表激动不已，齐刷刷地站起来，内心汹涌澎湃，热血沸腾。他们用一阵阵如雷鸣般的掌声，表达着内心难以抑制的喜悦之情！

此刻，黄万里竟公然违逆常理，以纯真无瑕的信念，屡次向全国人大及国家相关机构献上诚挚的书信，他以自己的常识与专业素养为支撑，既陈理于前，又动情于中，其言辞简明易懂，易于理解。

黄河蜿蜒而下，源自青藏高原，一路穿越广袤的黄土高原。其奔腾的河水不断冲刷着这片土地，河水由最初的清澈逐渐变为黄色，这一自然现象亘古不变，故名“黄河”。

黄河真的能够恢复清澈吗？它的历史沉积了泥沙，颜色一直呈黄色，似乎永远无法恢复清澈。三门峡水利工程能否实现其预设的发电量目标？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正因为黄河之水携带着大量黄土，这些黄土在三门峡水库中沉淀，逐渐演变为泥沙。随着时间的推移，沉淀的淤泥逐年累积，导致水库的蓄水量逐年减少。因此，三门峡水库的发电容量，实难达到原设计图纸上的预期标准。

黄万里报国心石沉大海。

1957年7月，我国召开了三门峡水利工程专题研讨会。此次会议汇聚了来自全国各相关领域的70位专家学者。

面对苏联老大哥背离科学、专业与常理的设计方案，以及我国提交的提案，专家们为取悦苏联老大哥，明察秋毫却装作懵懂，眼睁睁地违背良知，齐声高唱“赞歌”！

此刻，唯有黄万里的“中国良心”仍在激烈跳动，热血沸腾。在为期十天的辩论会上，他凭借七天的时间，以一敌百，在舌战中力挫俄方诸多学者！

他坚决表示：不！

1958年，清华大学党委正式宣布：黄万里同志被归类为右派。

而且，他与被誉为“中国力学之父”的清华大学副校长钱伟长一同，成为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发声批判的清华大学内部两位最为突出的右派分子。

黄万里，在短短一夜之间，便成为了举国上下皆知的反党、反苏的知名大右派。

面对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黄万里仍旧心怀不服，言辞间依旧坚毅。他言道：“即便伽利略身陷囹圄，地球依旧遵循其轨迹，环绕着太阳运转；我虽被划为右派，黄河依旧保持着其本色，依旧黄沙滚滚！”

50年代黄万里清华寓所

三门峡水利工程，在欢声雷动、彩旗猎猎的喜庆氛围中，正以如火如荼的势头，全力推进。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尚处于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农业国家，经济状况颇为困顿。1957年，全国财政支出总计305亿元，而仅用于建设三门峡水库的预算拨款就高达15亿元。

这15亿元人民币的投入，每一分都显得尤为宝贵。

鉴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所需的建设材料均源自苏联进口，我国在与之进行的易货贸易中，以两袋小麦换取一袋水泥，以一吨猪肉兑换一吨钢材。

毫不夸张地讲，三门峡水利工程正是全体中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一点一滴从口中节省出来的成果！

三门峡大坝

1959年，黄万里因被划为右派，遭到了下放至密云水库工地的劳动改造。昔日那位留学美国、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水利专家，至此沦为水利工地的普通民工。

日间，他在建筑工地上辛勤地搬运泥土与沙石，而夜晚，则与众多民工同挤于四面透风的简陋土屋之中。

恰逢全国正值严重的饥荒时期，那三年的工地民工们更是饱受饥饿之苦，许多人因营养不良而出现浮肿。

丁玉隽，黄万里的贤内助，早年赴日本深造医学，自那以后，她便始终陪伴在黄万里身边，共同承担起家庭与子女教育的重任。

一日，她匆匆自北京赴至密云水库，探望黄万里，却惊讶地发现黄万里已全然换了一番模样。

她所携带的那两斤饼干，在黄万里的口中如同久旱逢甘霖，他仿佛一头饥肠辘辘的野狼，一鼓作气地将它们尽数吞下。

丁玉隽静静地在一旁目睹着，泪水不断地流淌。想当年，那可是风度翩翩、学富五车的清华大学名教授！时代与环境的变迁，竟竟能够如此深刻地重塑一个人的形象。温文尔雅的学者与粗犷的民工，竟能在同一位身上交织。

密云水库工地

摧毁其声誉，伤害其心灵，磨损其筋骨，这正是右派常遭遇的政治“大餐”！

黄万里不仅在名誉上、心灵上，亦在肉体上，全然尝尽了为坚持真理所承受的种种艰辛。

随着苏联的“老大哥”形象转变为“苏修”，其所策划的三门峡水利工程亦逐渐褪去了昔日的光环。往昔，人们对它虔诚地膜拜，如今，那份神圣感已不再。

民众方敢深刻反思苏联这一巨人的设计漏洞，进而道出了一句震古铄金的真言：在整个苏联境内，竟无一条河流如同黄河般，亘古长流，携带着泥沙奔涌不息！

三门峡水库自落成以来不足三年，其致命的缺陷便显露无遗。

黄万里屡次向中央上书，其警示性的严峻预言正逐渐演变为令人不忍目睹的现实……

鉴于水库淤泥问题严重，三门峡水电站原先计划安装八台发电机组，然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机组数量。

原设计的发电能力为110万千瓦，经过多次削减，最终缩减至25万千瓦。

尤为令人忧虑的是，次生灾害与风险亦如潜伏的猛兽，悄无声息地紧随其后，露出了它们的利齿。

在建设三门峡水库之前，渭河在陕西境内宛如一条“潜行”的“地下”之河；然而，时至今日，它已转变为一条“显赫”的“地上”河流。

“地上”河流，犹如一把悬于渭河流域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对西安市及其周边千万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地下水位的变化，使得原本富饶的陕西渭河平原土地遭受严重盐碱化之苦，农民们生活困顿，痛苦不堪。

陕西省持续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汇报，如实反映当前的真实情况，同时揭示其中潜藏的严重风险与问题。

在1962年至1964年期间，中央政府召开了四次专项会议，深入探讨三门峡水利工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1964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会见越南水利代表团期间，曾言：

“在应对三门峡工程的过程中，我们陷入了毫无准备的战斗，科学精神显得不足。专家们提出的多样观点和见解，不约而同地遭到了人为的忽视与打压。”

护犊心，人皆具。

1964年春节期间，黄炎培于座谈会上一睹毛主席尊容。鉴于二人曾在延安窑洞中举行过那次闻名遐迩的历史性对谈，这段深厚的友谊为他与毛主席的交谈奠定了坚实基础。于是，黄炎培便向毛主席提出了关于爱子黄万里的关切。

黄炎培与毛主席于延安会面。

毛轻描淡写地谈笑道：“哦，原来您家也有左右之分呢！我已拜读过您儿子黄万里先生的《贺新郎》一诗，笔触流畅，意境深远，实为赏心悦目之佳作。”

黄炎培与毛主席在北平。

在延安，清华大学亦欲借此良机，为黄万里洗清右派之嫌，然而却要求他撰写一份检讨书。

黄万里不仅未撰写检讨书，反以一连串质疑回应：即便我写了检讨，难道黄河就能因此变得清澈？三门峡水利工程并非涉及何种高深知识，那么为何国内众多知识分子竟无人敢于直言真谛！

追求真理，绝不弯腰屈节，这正是黄万里的写照！这正是那个时代渐行渐远的知识分子坚韧不拔的气节！

唉，那不屈服于压力的黄万里，不仅阻塞了组织退让的道路，也封闭了他自己摘除右派帽子的途径！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掀起，黄万里的生活境遇急转直下，其家庭住所亦被邻近的两户人家强行占用。

1969年，黄万里遭受了下放至江西的劳动改造命运。日间，他辛勤劳作，而夜幕降临后，则只能在仓库中求得片刻的栖息。

不久后，他巧妙地以毛主席的著作作为掩护，秘密地研读英文专业书籍，这一行为最终被人察觉并告发。

这右派真是反动至极，狡诈无比！竟敢亵渎伟大领袖，戏弄革命群众！

黄万里所遭受的批判愈发激烈！最终，竟将他这位伊利诺伊大学的博士，定性为美帝派来的间谍。

连番不断的批判最终使得黄万里陷入了精神迷惘，以至于他本人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成了美帝国主义的间谍。

他致信予女儿，恳请她协助回想那些他曾作为美国间谍的经历。

数十年光阴流转，黄万里的妻子丁玉隽提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噩梦，仍心有余悸。

1971年，黄万里再次从江西调任至三门峡水库，肩负起专职清扫厕所的重任。

1978年，历史揭开了那厚重的一页，我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此刻，我国迫切需要具备扎实本领的专家，以及拥有深厚学识的知识分子，以助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80年2月26日，这位中国水利领域的杰出专家，黄万里，终于卸下了他头上那顶右派的帽子，迎来了历史的平反。

黄万里与被誉为“中国力学之父”的钱伟长，这两位曾在全国范围内被公开批斗的右派分子，最终成为了清华大学中最后一批获得平反并摘除帽子的人。

黄万里同志的平反摘帽文件简短至极，仅有47字：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黄万里同志原被错误划为右派的问题予以纠正。现恢复其政治名誉，并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相应工资待遇。

短短47字，黄万里及其家族，上至长辈，下至幼童，为这47字熬过了二十二载的艰辛，盼望着，等待着，已二十二年如一日。

二十二年如一日，未曾低首，未曾自查！

在众多知识分子中，能够做到的寥寥无几。黄万里、钱伟长当属其中！顾准亦是如此！

我国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便肩负起全国水利建设的重任。步入晚年之际，她曾深情地吐露心声：“在我国水利发展的历程中，三门峡工程无疑是教训最为惨痛的一笔。”

黄万里改革开放后重返清华。

黄万里

学校有意聘请那位曾为解放前著名教授、水利领域泰斗级的博士——黄万里，而黄万里先生对此表示欣然同意。

然而，校方却告知他需先提交一份申请，并经过审核程序。听闻此言，黄万里顿时怒火中烧！

黄万里环顾四周，眼前的这些领导、教授与教师，无不都是他的学生或晚辈。

他们皆沐浴在红色旗帜之下成长，历经诸多运动岁月，故而部分人自幼便错失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教育。他们的知识体系根基不稳，视野亦较为狭隘，更有甚者，面对外文资料亦难以理解。

不乏含水的。

对于那些无能为力处理“含水”问题的人，黄万里向来毫不掩饰他的锐利言辞和对其能力的轻蔑。

黄万里坚信，其一生始终依赖真才实学为生，凭借学识教书育人。无论他是骡子还是马，这早已为全世界所共知！

因此，他断然拒绝提交申请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报告。当然，这位学界泰斗也与博士生导师的资格永别了……

黄万里在清华大学享有崇高的声誉，深受师生敬仰。起初，在博士论文答辩环节，诸多教授纷纷邀请他担任答辩评委。

黄万里这位评委，似乎对“现今”社会缺乏深刻理解。他始终秉持着“丁是丁，卯是卯”的原则，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评委的职责。

不放水，使得众人对他的学识和智慧心悦诚服。然而，他的真诚之举却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那就是从此不再有人邀请他担任评委。

黄万里，自是明了个中缘由。他直言，我正是为了捍卫清华百年声誉，坚守清华博士学位的宝贵价值！

黄万里，真乃一位“矢志不渝”的典范。他始终坚守着那份刚正不阿、坦率真诚、清澈透明的性格特质！

在黄万里先生离世的前十九日，他的学生沈英与赖敏儿特地前往探望，以表达对这位尊长最后的敬意。

这位九十载高龄的耄耋长者，深知时日无多，于是与学生聊起了关于长江的往事。谈话间，老人竟如同成绩优异的孩童，面对自己完成的试卷，只见上面布满了鲜红的叉号。

他委屈地痛哭，泪流不止。

一生自信不凡，挺拔如松，阳光率真，始终保持着硬汉形象的典范——黄万里。

在学生面前，我泪水涟涟，那泪珠清澈透明，纯净无瑕……

学生也哭了……

2001年8月27日，承载着对长江深沉的眷恋与手中试卷，黄万里缓缓地迈开步伐，推开了通往天堂的大门，悄然步入其中。

终年90岁。

这份唁电对他给予了高度赞誉，称黄万里为“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

丁玉隽讲述：丈夫黄万里

黄万里、丁玉隽年轻夫妇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之资深教授，因坚定地反对三门峡工程，而声名鹊起，成为了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人士之一。此后，他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典范。

丁玉隽，同盟会奠基人之一，亦为国民党资深元老丁惟汾的幼女，与黄万里结为连理。她在早年赴日本深造，随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教职。

黄万里的丈夫，出生于1911年的上海，乃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他于1932年自唐山交通大学顺利毕业，随后在1934年踏上了赴美的旅程。在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以及伊利诺大学的深造之旅中，他砥砺前行。直至1937年春天，黄万里学成归来，怀抱满腔才学回到了祖国。

1935年，黄万里于伊利诺伊大学。

“以后请你不要再来了”

1937年，黄万里先生归国时所乘坐的轮船恰逢日本海域，那时正值我国的春假时节。以往，我们每次返国均选择乘坐日本的船只，其中有一位同学是地道的上海人，她性格开朗，提议这次我们不妨尝试乘坐美国船只，一睹美国航运服务的风采。于是，我们选择了途径横滨的美国航线，而黄先生的身影恰恰也出现在了这艘轮船上。

我们乘坐火车从东京出发，抵达横滨后登上了船只。在那里，我们一群女生与黄万里他们一众从美国归来的青年意外相遇。

他们的年岁明显超过我们。我与黄先生之间相隔了六载，那时我便觉得他年纪颇为不轻，必定是积累了丰富的社会阅历，然而对他的印象并不算佳。自认为年纪轻轻，却与他有着如此大的差距，总感觉他像是把我当作孩子般对待。他保持着孩童般的天真与纯真，真诚而真挚，情感充沛，与他相处时，我总是感到无比安心。在那艘船上共度了两日一夜，离别之际，我们相互留下了联系地址。

不久之后，他自南京火车站下车，手持行李箱与个人简历，径直寻至我的住处。我几乎已将此事忘却，他给我的印象颇为成熟，但并未曾将其视为潜在的朋友。当时我尚在求学，身处女子学校，鲜少与异性交往，更未曾设想寻觅一位恋人。

丁惟汾

第一次他来我家时父亲没看见，第二天再来时，父亲看见了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说在船上认识的。父亲又问我，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他是上海人。父亲说，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让他到家里来。我说，我又不是只给他留了地址，而是给大家都留了，以便以后互相联系。父亲亲自到客厅对黄万里说：“请以后不要再来访了。”

在当时的南京，有一家单位专门接纳了诸多归国的专业技术人才，我姐夫便是其中一员。正是由于这个缘分，黄先生得以与我姐夫相识，并由此找到了我们家中。当时，姐夫与姐姐正筹备着婚礼，我们时常欢聚一堂，共度欢乐时光。然而，父亲的反对让我与姐姐的婚事一度陷入僵局。黄炎培老先生得知此事后，特地找来一位友人代为提亲。但由于那位友人畏惧我父亲的坚决态度，不敢直言，此事因而拖延了数月。最终，黄老先生再次出手，找到了我父亲的秘书陈希豪。陈希豪与黄老先生交情匪浅，性格仗义，父亲对他极为信任，因此婚事得以顺利成章。而我，也欣然同意了这门婚事。

随着抗战的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南京亦开始撤退。我因此无法返回日本，亦失去了继续求学的去处。在战乱频仍的中国，那些家有女儿的家长都急于将女儿嫁出，以免增添额外的麻烦。那时的我并未太过在意，只觉得黄先生为人诚实可靠。他偏爱那些自然、质朴的人。若以他当时的条件与人际网络，他本可以轻松找到容貌出众的女大学生，然而他并无此意。

黄万里、丁玉隽伉俪

他开着破吉普车来结婚

随着国民政府的陷落，众多民众纷纷撤离，我家亦迁至庐山。那时，黄万里已在四川水利局谋得一份职位，准备前往四川。他驾驶着父亲那辆破旧的吉普车来到庐山，与我完婚。由于正值战乱时期，我们的婚礼显得格外简约。黄老先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已从南京迁至武汉。婚礼结束后，我们也计划途经武汉前往四川。原本只是一辆破旧的汽车，但黄老先生却舍不得丢弃，便允许我驾驶它抵达武汉。随后，我驾车穿越九江，然而车辆在长沙抛锚，维修无望，最终只得将车丢弃在当地。我们随后从长沙乘坐火车抵达武汉。

在武汉一地，我有幸遇见了黄老先生，他的喜悦溢于言表，不仅为我们精心筹备了前往四川的各项事宜，更是亲自协助我们办理了前往宜昌的船票。我们乘坐船只抵达宜昌，然而民生公司的船只已告罄，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租赁一艘木船，逆水而行。这一路充满了风险，稍有不慎便可能翻覆。所幸不久之后，我们遇到了一艘从南京驶来的家属逃难大船，我们便舍弃了小船，转乘上了这艘大船。更巧的是，我们全家人恰好在那一艘大船上。

在四川度过的八年，无疑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时光。在这段岁月里，我们迎来了六个孩子中的五个。其中，第三个孩子诞生于一个繁忙的工地；那时，黄先生正致力于三台涪江航道的整治工作，我们的孩子便是在那个环境中降临人间的。

居于江畔的高岗之上，我们的住所乃茅草搭建的小屋。追溯至1940年，三台遭受了轰炸的侵袭，彼时我们寄居在三台县城一位银行行长的宅邸之中，我与孩子们便安置在宅门的附近。对面的街道上，一枚炸弹爆炸，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亡。若再有一颗炸弹落于此处，后果不堪设想。此后，水利局的工作人员纷纷出动，清理炸弹遗留下的碎屑。

在四川的岁月里，货币贬值问题尤为严重，以至于工程人员仅靠薪水难以维持生计。鉴于此，黄先生毅然决然地创立了长城公司，承接各类工程项目，其中包括为美军建设机场和修缮宿舍。美国飞机正是从这些机场起飞，执行对日本军队的轰炸任务。然而，随着抗战的胜利，这家公司也随之落幕，工程人员各寻出路，而黄先生则重返南京，回归水利部门的工作。

起初，水利部门派遣他前往江西，不久后又调任甘肃担任水利局局长。初抵甘肃时，我们对此地颇感不悦。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我们逐渐发现那片土地颇具魅力，夏季气候凉爽，蚊虫稀少，且盛产各类瓜果，如哈密瓜等。他在那里积极投身工作，带领老部下展开了一系列工程建设。黄竞武二哥在上海遭不幸遇害后（编辑注：黄竞武系黄炎培次子，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的父亲。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残忍杀害），省主席对他关怀备至，劝他速速离开，以免发生不测。于是，他将我们送至上海。当时，上海已被解放军围困，我们深夜抵达机场，却因种种原因无法离场，直至次日清晨方才得以离开。此后，我便在上海等待解放的到来。他从甘肃卸任后，移居香港，不久后重返上海。

1948年，黄万里在甘肃授课给水利工程师。

反对“三门峡”工程

1949年，随着上海的解放，东北农林部即刻南下至上海，展开了对建设东北人才的招募工作。黄万里遂毅然报名参与。我们于8月启程离开上海，历经数日，于9月18日抵达了沈阳。随后，他在东北水利局度过了整整一个冬季，并于1950年转赴唐山交通大学深造。

在唐山，黄先生初次领略了政治运动的苦涩。他的同事沈智扬被指控犯有“贪污”之罪，黄先生对他说：“若你确实贪污，那么理应坦诚面对；然而，若你并无贪污之实，也请不要胡言乱语，这样同样不利于你。”此言一出，便传至工人耳中，黄万里因此遭到了举报，成为了调查与批斗的对象。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1956年，黄万里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规划方案，坚决反对上马“三门峡”工程。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认为‘圣人出，黄河清’，我却认为黄河之清非福，而是祸。《中国水利》杂志在1957年第7期中刊登了那次会议的情况，其中收录了他的发言。然而，第8期和第9期却分别发表了批判他的文章。无论是批判者的言辞，还是他在会上的言论，历史事实都清晰可见。

如今，三门峡的问题已是显而易见，各类杂志和网络平台上充斥着相关资料，众目睽睽之下，无不清晰可见。然而，在他生前，鲜有人将其观点视为至关重要。

1957年春，黄万里在清华校刊《新清华》发表短篇小说《花丛小语》，批评“三门峡”工程。清华大学多次开会批判他。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的处分决定时，他说：“即便伽利略被囚禁于牢狱，地球依旧绕着太阳运行！”虽未亲耳听闻此言，然其意蕴必然深刻。

清华大学水利学院的胡家博、李亚莉教授，以及昔日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同仁，亦因黄万里的辩护而被贴上“右派”的标签。其中，党治国承受了巨大的苦难，甚至一度面临被处决的险境。尽管黄万里先生在单位内遭受了严厉的批判，但回归家中后，他依旧如常地生活，读书、沐浴、外出散步，这些经历并未对他的日常生活构成影响。

自他被划为右派之后，起初便被派往密云水库的工地劳作。我曾前往工地探望他，当时他寄居在半地下的窑洞中，那里寒冷且食不果腹。直至1960年，他才得以从工地撤回。

密云水库工地

彼时正值生活压力倍增之际，我们居住在清华解放前所建的新林园平房中，院落宽敞。他在院中种植玉米、南瓜以及各式豆类，尽管此前未曾有过种植经验，却种得颇为成功。直至1964年，院中还留存了几百斤的老玉米，最终悉数用来喂鸡。北大的一些男生，每周都会来此聚餐一次。文化大革命风头正劲之时，我们被迫搬离，职工们纷纷抢占住处，一所房子甚至容纳了两户人家，院中更是加盖了许多小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突袭我家，然而却一无所获。8月24日，我应校医院之邀参加了一场会议，会议结束后，却被禁止返家，只得在办公室静候。当我终于返回家中，却发现黄万里已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漓。

继而，黄先生亲自为周总理撰写了一封便条，具体内容已不可详述，但无疑是对清华大学发生斗殴事件的反映。我将此便条送达国务院接待室。数日之后，国务院派员莅临清华大学，宣布了禁止斗殴的禁令。

1969年，我们被派遣至江西鲤鱼洲的血吸虫疫区。不久后，部分同志不幸感染了血吸虫病。我们栖身于类似兵营的大仓库之中。黄万里遭受批斗，精神几近恍惚，以至于他自己都难以分辨是否被错疑为特务。即便如此，他仍向长女写信，恳请她协助回忆，以确认自己是否真的被误认为特务。

1970年6月的一个午后，黄万里不幸中暑，体温急剧上升，高烧不退。然而，两位领导却对他施加压力，声称只有体温达到39度，他才能获得休息，不必继续工作。

1971年，我们终于结束了在江西的流放生活，重返北京。然而，黄万里先生在北京仅仅逗留了半个月，便再次被下放到三门峡水库，负责打扫厕所的工作。当时，他的身体状况堪忧，前列腺疾病严重，甚至出现了血尿的症状。直到“四人帮”覆灭，他才有机会返回北京，寻求治疗。

“持续写作至力竭”

1978年，作为清华大学三大右派之一的黄万里，成为了全校最后一位摘除右派帽子的教师。彼时，他已步入退休生活，实则应为离休状态。

在1949年10月之前投身革命事业者，可享受离休待遇。他本人于1949年8月参与了上海的招聘团，并担任东北水利局的顾问，自那时起便开始享受供给制，并无工资收入。然而，清华大学并未将其这段革命经历纳入考量，反而将其身份改为退休。恰逢小女儿分娩之际，我恰巧前往美国。临行前，我叮嘱她务必知晓自己应属离休而非退休，但清华大学却为她办理了退休手续。归国后，我对此提出异议，并要求他们进行调查。然而，经过一年多的调查，仍无果而终。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此前在东北农林局负责水利工作的刘达表示，无需再进行调查，我清楚黄万里抵达东北的确切时间，他于1949年9月抵达，理应被认定为离休。于是，清华便终止了调查，并将他的身份调整为离休。

离休，作为一项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不仅享有完整的工资福利，而且相较于退休人员的八成工资，待遇更为优厚。在医疗方面，离休人员更享有全面报销的公费医疗待遇，这一点尤为关键。若非得益于离休的优待，他后续的五次手术恐怕连基本工资都无法覆盖。

即便已经退休，黄先生仍旧坚持授课，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发表学术论文。这并非出于任何其他目的，也并非因为授课而期待涨薪。在解放前，他已经是二级工程师（相当于教授），直至离世，他的职称依旧保持不变。对于这一点，他并不在意。然而，这涉及到一个资历问题——既然他几十年间始终是二级工程师，那么这期间他都做了些什么呢？

昔日，学校提议他申请担任博士导师。他言道：“我有资格担任博士导师，无需申请。应考量我的资历与学识。若贵校认为我有能力担任此职，自当直接聘请，无需我主动申请。”尽管他未曾提出申请，然而学校相关部门却表示，若不主动申请，便无法担任博士导师。因此，他至今未曾担任过博士导师。

在80年代，三峡工程启动之际，他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撰写了众多文章，并向每位在任总理上呈书信，阐述自己的观点。即便笔耕不辍，即便他的右派身份备受争议，他也未曾停歇。他常说：“我只需负责发声，至于是否被聆听、是否被采纳，那是领导者的职责所在。”

他始终坚持真理。

自1998年长江流域遭遇洪水灾害之后，黄万里先生深感自己在水利教学方面的不足，遂向系方递交了一份书面申请，详细列出了讲义内容，希望能获得授课的机会。系领导对先生的请求表示赞同，并为他安排了一堂面向研究生及教师的讲座。黄先生对此感到由衷的喜悦。那一年，他已年届八十八岁，且身患癌症。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求身着白色西装，搭配红色领带，并佩戴黑色领巾。先生认为，讲台上的形象对于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至关重要，因此他格外注重着装整洁。在课堂上，他始终站立授课，亲自撰写板书。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隆重举办了一场庆祝黄万里先生九十华诞的盛大庆典。在此之前，黄先生曾表示渴望乘坐轮椅出席盛会，然而自19日起，他不幸发起了高烧，最终未能如愿。遗憾的是，在庆典后的第7天，即8月27日，黄先生与世长辞。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赵诚所撰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该书内容丰富，所述材料均经过严谨考究，真实可靠。（黄万里）在撰写文章时，他总会注明确切的年月日，这一做法既是他个人的习惯，亦是乃父黄炎培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