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当政的最后几年，朝鲜的衰败竟如此简单

朝鲜一度依靠苏联的援助迎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平壤亦成为了“社会主义模范城市”。然而，在债务和背叛的阴影下，衰败的种子已悄然埋下。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援助的终止，机械设备陷入停滞，粮食产量锐减，饥荒如潮水般席卷而来，成为了一场“苦难的行军”。金氏三代在危机中奋力挣扎，从“先军政治”转向有限的改革，但粮食问题始终悬在头顶，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苏联援助的那几年，朝鲜工业化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国家，平壤更被塑造为“东方红色典范”的象征。从钢铁厂到化工厂，无数由苏联援建的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金日成巧妙地游走于中苏两大阵营之间，运用灵活的“左右逢源”外交手段，为朝鲜获取了尽可能多的外部支持。“辉煌”成就之下，又隐藏着怎样的隐患与挑战？

朝鲜的“黄金时代”

1965年，长期倚赖中国支持的朝鲜，转而投向苏联的臂弯。在此之际，金日成作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抉择：疏远中国，亲近苏联。

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苏联的对外援助体系规模空前庞大，金日成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遇，进而积极争取获取更多资源。

自投身于苏联的庇护之下，朝鲜得以享受显著的经济收益。

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政府高度重视朝鲜在东亚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抵御美国在韩国驻军的关键缓冲区。

因此，苏联不仅向朝鲜输送了先进的技术与装备，而且在双边贸易往来中实施了极为宽松的结算政策。

朝鲜输出的商品主要属于初级产品范畴，其经济价值与苏联向朝鲜提供的大量工业设备及原材料相比，差距悬殊。尽管存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苏联并未对此斤斤计较，反而持续扩大了对朝鲜的援助力度。

不仅如此，苏联还助力朝鲜建设了众多现代化工厂，这些工厂涉及冶金、化工、能源以及机械制造等多个关键领域。

不一时，朝鲜的经济实力迅猛崛起，至六十年代末，其工业化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之中跃居前列。

得益于苏联的大力援助，朝鲜迎来了其历史上备受赞誉的“黄金时代”。

平壤，这座被誉为“社会主义模范城市”的首都，在苏联援建的工厂投产之后，迎来了“千里马运动”的蓬勃发展。相关数据显示，朝鲜在钢铁、电力及机械制造等关键领域的生产能力，短短数年间便实现了数倍的增长。

在农业领域，苏联供应的化肥及机械化设备助力粮食产量实现了显著增长。

金日成凭借经济的辉煌成就，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权势，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位引领朝鲜摆脱贫困与落后，迈向繁荣与强盛的“民族领袖”。

揭示贸易中的“忘恩负义”矛盾

步入七十年代，苏联的经济官员在处理与朝鲜的贸易结算时发现，长期以来实施的记账式贸易并未如预期般助力朝鲜经济体系实现自给自足，反而导致朝鲜的债务规模持续膨胀。

苏联协助朝鲜建设的工厂项目，特别是那些关键的工业基地，原定于援助完成后不久投入运营，用以生产朝鲜迫切需要的工业制品，并最终用以偿还苏联的债务。

更令人不满的是，朝鲜表现出种种不合作的行为。例如，某些由苏联提供全套技术支持的合作项目，被朝方单方面中止。

苏联专家发现，朝方不仅缺乏技术能力，甚至有蓄意拖延投产、转移资源的可能性。

拖欠账款的问题也愈演愈烈，苏联不得不数次调整原来的还款计划，将朝鲜累积的欠款一再延期。

最关键的，自由贸易的独立性被严重匮乏，朝鲜的出口商品结构几乎完全依赖于苏联的进口需求，使得苏联感到自己遭遇了一种经济上的绑架。

与此同时，苏联还察觉到朝鲜存在重新调整商品流通渠道的情况。

某些原本出口到苏联的初级产品，比如纺织品和矿产，朝鲜开始秘密转手出口到第三国，以换取国际市场上的硬通货美元。

到七十年代中期，苏联对朝鲜的耐心逐渐消耗殆尽，决定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他们减少了对朝鲜的贸易宽容度，不再按照原来的优惠条件提供装备，更停止了向朝鲜输出新型进攻性武器。

苏联逐渐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中，并对朝鲜的行为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

中朝关系试探

朝鲜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日渐紧张，金日成因此将目光重新聚焦于中国，旨在苏中矛盾之间的缝隙中寻求最大化的利益。

1975年，金日成同志以最高礼遇率朝鲜代表团访问我国，双方共同表达了深化合作的坚定意愿。

金日成此行访华，旨在借此机会加深与中国的邦谊，并向苏联传递一个明确信号——中国依然是朝鲜不可或缺的坚强盟友。

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储备，中国依旧能够向朝鲜提供某些苏联难以或不愿提供的援助，包括粮食及日常所需品。

此后数年间，中朝两国关系逐渐回暖。1979年，正当中越冲突初露端倪之时，朝鲜在世界的舞台上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公开发声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举动，并全力支持中国采取必要的军事反击措施。

在这段时间里，朝鲜在经济发展上暂得喘息之机，同时亦逐步恢复了部分国际声誉。

步入八十年代，中苏关系逐渐步入缓和之路，勃列日涅夫及其继任者纷纷采纳“缓和战略”，致力于改善与西方世界的联系。

我国战略重心逐步向经济建设倾斜，对朝鲜的支援与关注呈现减少趋势，同时将更多资源投入到改革开放事业中，并加强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交流与合作。

朝鲜所依赖的国际援助体系正逐步崩溃。尽管中朝两国在公开的宣传中仍旧强调着“兄弟情谊”，然而，现实中的关系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苏联解体后经济陷入困境。

迈入九十年代，正值金日成晚年之际，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的冲击对朝鲜的经济带来了几乎灾难性的打击。面对国内经济转型与外部的重重困境，俄罗斯不再延续苏联时代的无条件支援，转而要求朝鲜以硬通货结算方式进行经济合作。对于长期以来习惯于易货贸易和依赖外部援助的朝鲜来说，这一转变无疑是沉重的负担。

失去外汇支撑，朝鲜赖以维生的外部供应链迅速陷入瘫痪。

从原油的提炼到工业原材料的供应，乃至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燃油与化肥，经济体系中的关键环节无一例外地遭受了剧烈的冲击。

在工业界，由于原材料短缺，机械设备正逐渐陷入停滞，众多工厂的设备运行率仅能维持在30%左右。电力供应不足的问题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导致部分重要工业基地几乎完全陷入瘫痪状态。

在农业领域，燃料与化肥供应的中断迫使机械化农业不得不回归到传统的手工劳作方式。

同时，苏联供应的农业化肥一直是朝鲜实现粮食高产的关键支柱。

随着化肥供应的中断，朝鲜的粮食产出急剧下滑。进入1990年代初期，尽管国内尚保留着一定量的粮食储备，但这些储备却只能勉强满足少量的生活需求。

面对重重挑战，金日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凭借其多年积累的崇高威望，推行了一项严厉的粮食配给措施，力图将有限的粮食资源按需合理分配至全国各地。此举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基本稳定，有效避免了大规模饥荒的发生。

然而，随着金日成逝世，一场更为深重的经济全面危机逐渐显现，其衰败之迅速竟令人咋舌。

两代领导应对粮食挑战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不幸与世长辞。作为引领“主体思想”半个世纪辉煌历程的伟大缔造者，他的离世标志着国家正式迈入新一代领导集体掌舵的新时代。

在历史的这一关键节点，金正日接过了权力的重担，登上了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宝座。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国际支持几近断绝、国内经济濒临崩溃边缘、社会矛盾暗潮汹涌的国家。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金正日确立了一种以“军事至上”为核心的治国方略，他将其命名为“先军政治”。据此，国家将所有经济资源和力量优先倾斜于军队，并将军队置于国家权力架构的至高无上地位。

1995年，先军政治的负面影响初见端倪。数据显示，当时朝鲜的粮食产量从金日成时期的年产1000万吨迅速滑落到345万吨。

到1996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下探到260万吨。

粮食产量的崩跌导致朝鲜传统的农业体系陷入瘫痪，普通民众的日常粮食供应出现断裂。

如此严峻的粮食问题直接引发了大规模饥荒。据部分脱离朝鲜的知情者回忆，这一时期的饥饿迫使许多家庭开始以树皮、草根甚至泥土充饥。这场饥荒被后人称为“苦难的行军”，成为朝鲜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

2011年，金正日去世后，其子金正恩接班。之前人们对于这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接班人几乎一无所知，各种猜测与质疑充斥于国际舆论。

在执政初期，他宣布农业是国家经济的重点支持领域，要求提高粮食产量以保障基本民生。

随后，朝鲜政府推行一些针对农业的技术改进工作，例如改良种子、推广高产作物以及提高种植密度等。

此外，金正恩还推动落实农业合作社管理效率的提升，要求基层干部分片包干，直接对粮食增产任务负责。

同时，金正恩在政策上做出了一些谨慎的微调，放开了少量农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虽然这一市场化改革非常有限且受到严格监管，但其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粮食短缺的压力。

在这些综合措施的作用下，朝鲜的粮食危机虽然没有根本解决，但其年产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稳定。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朝鲜粮食产量大致维持在常年500万吨左右，尽管仍未达到历史巅峰时期的水平，但足以保证大多数人口能够“勉强吃饱”。粮食问题，仍是金正恩面临的头号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