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之女傅冬菊为何被抹黑得如此惨？“背叛”父亲，结局凄凉？

“出卖”父亲，下场凄凉？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为何被黑得这么惨？

1949年的时候，北平是解放战争最后决战时国共两党都想要夺取的重要地方。

那时候，傅作义的部队有二十多万人都待在北平城里，要是解放军硬打进去，这座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城肯定会遭殃，那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也得被毁掉，还会死伤很多人，让几十万军人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

为减少损失，共产党努力劝说傅作义，希望他能带领部队起义，实现北平的和平解放。

就在这样的局势下，北平的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类方式试图影响傅作义。同时，身为共产党员的傅作义大女儿傅冬菊，也被安排到他身旁，竭力劝说他缴械投降。

傅冬菊当时做的那件事对党、对国家、对百姓都大有好处，可谁也没想到，到了21世纪，她竟被无端诬陷成“背叛”了自己的父亲。

这种观点既不认可傅冬菊的立场与贡献，也没看到傅作义自己其实对局势有很清楚的认识。

父女情谊

1924年12月，当傅冬菊在山西太原呱呱坠地时，快三十岁的傅作义才迎来了他生命里的第一个宝贝孩子。

傅作义这辈子结过两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张金强，也就是傅冬菊的妈妈。

不过呢，傅作义和张金强之间没啥深厚感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是家里包办的。

张金强就是个传统女性的代表。她14岁那年，由家里人做主，嫁给了傅作义，可婚后傅作义没多久就离家去读书了。

后来，张金强留在山西老家，和傅作义的妈妈一起过日子，尽着做晚辈的本分，傅作义则被革命的热潮所感染，立下了参军报国的志向，离开家乡，先后到好几所陆军学校求学。

两口子总是分开多、相聚少，不但没让彼此更合拍，反倒让原本的小矛盾、小疏远变得更大更明显了。

即便1918年时，23岁的傅作义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步兵科顺利毕业，并回到山西加入了阎锡山的晋军，与妻子在空间上靠近了，但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升温。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第一个孩子，在傅作义结婚十五年、快三十岁时才出生，这事儿本身就透着不少信息。

其实，傅冬菊才4岁那年，傅作义在天津驻守时，经军政或文化圈的人介绍，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一位天津出生、受过新式教育的女知识分子，她后来成了傅作义的第二个妻子刘芸生。

无论是长相、风度，还是说话方式和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刘芸生都更让傅作义觉得顺眼。

从那以后，刘芸生便以“夫人”的名义，开始公开陪着傅作义出席各种军政场合，而张金强则留在老家，两人分居两地，这种状态构成了“一新一旧”的婚姻模式。

虽说傅作义和张金强关系并不亲密，但他对头一个孩子傅冬菊却极为上心，这孩子眉眼清秀，打小就很有自己的想法。

傅冬菊来到这个世界时，她爸爸傅作义还在阎锡山麾下当营长，刚在军队里闯出点名堂，又因革命形势所需，常年奔波在外打仗。

他给大女儿起了“冬菊”这个名字，既是用女儿来提醒自己要一直坚强不屈，也是期盼女儿能如冬日菊花般，既坚韧又漂亮。

傅冬菊确实没让傅作义失望。

抗日战争那会儿，傅作义在绥远坚守阵地，他大女儿傅冬菊为了让父亲能全心全意在前线打鬼子，就挑起了照顾妈妈还有弟弟妹妹的担子。

那时，她正在山西太原上中学，可日军从北平打到了娘子关附近，一看太原马上就要陷入战火，她立刻决定，跟母亲带着弟弟和妹妹搬到西安去，到了那儿，她很快就在西安铭贤中学继续上学了。

之后，日本飞机频繁空袭西安，她只好带着母亲和弟妹逃到重庆这个大后方，在寺庙里安顿下来，日子过得十分清苦。

傅冬菊特别理解父亲傅作义清正廉洁的做派，所以从不写信向父亲伸手要钱。就算在重庆当南开中学高中生那会儿，她也自己想办法找了份工作，靠给报社写文章挣稿费来贴补家里。

傅冬菊在南开中学念书那会儿，也受到了新思想的熏陶，跟同学们一块儿成立了个社团，专门宣传抗日和民主的新观念，这个社团就叫“号角社”。

这是当时中国青年学生中最早成立的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组织，还得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关注。

傅冬菊还因此和周恩来见了一面。周恩来知道她是傅作义的女儿，谈话时夸她有个当抗日英雄的老爸，而她老爸呢，也有个爱国又进步的女儿，这俩事儿都“特别光彩”。

周恩来对号角社里包括傅冬菊在内的成员们说，得抓紧机会，把学业学好，还说以后国家建设就指着他们了。

傅冬菊受到了深深的鼓舞和触动，这成了她开始接触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起点。

实际上，在号角社这个团体里，像傅冬菊这样的成员并不少，还有好几位是国民党高官的子女。他们都在共产党的南方局指引下，借着自己的特殊背景，“获取了许多国民党的内部机密”。

傅冬菊他们这些人离开国民党加入共产党，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高层的腐朽，因而对蒋介石那帮人到底“能不能拯救国家和百姓”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

就在这个时候，傅冬菊通过中共南方局的宣传教育，加上她看了一些苏联的优秀电影和书籍，对苏联和共产党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加向往共产主义理想，于是她心里就产生了“只有走苏联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国”的想法。

当其他与傅冬菊身份相当的国民党高官之女还在沉迷于享乐生活时，傅冬菊的思想已悄然转变并付诸实践。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她，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的工友们授课，不仅帮他们补习文化，还积极传播抗日与民主的新观念。

1945年从大学毕业后，傅冬菊到天津的《大公报》找了份工作，起初当记者，后来转做编辑，常常发表一些旁人不敢发的进步类文章。

她这些不同寻常的行为，让傅作义心里直犯嘀咕，担心起来。

傅作义觉得女儿“怕是受了共产党的熏陶”，心里直犯嘀咕，怕傅冬菊有危险，就特意跟当时当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说了，让他帮忙给傅冬菊办个护照，再劝劝她去国外读书。

但傅冬菊有自己的想法，她执意要留在国内，“要替国家出份大力”。

在这场父女间的较量里，傅作义首先让了步，答应让傅冬菊继续待在国内。

1947年，傅冬菊正式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开始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

父女二人此刻真的站在了彼此敌对的两方。

伴父工作

1947年，在共产党员王汉斌和李定的引荐下，傅冬菊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与此同时，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地区负责“剿共”的总司令，他遵照蒋介石的指令，投身内战以履行其职责。

父亲和女儿立场天差地别，可感情却深厚如初，这种反差产生了极具“故事感”的效应。正因如此，1948年解放战争持续推进，北平和平解放事宜在共产党内部悄然筹备之际，北平地下党经过研讨，决定派傅冬菊去劝说傅作义投降。

但和网上传的傅冬菊“背叛”了傅作义的说法不一样，其实傅冬菊被安排到傅作义身边做事，住进傅作义在中南海的住处时，傅作义心里很清楚她来的目的，甚至还有点放任她这么做。

傅作义心里明白傅冬菊的政治倾向，他之所以允许傅冬菊在这个紧要关头到自己身边，帮共产党探探自己的口风，还定时把情报传给北平的地下党，是因为他本来就盼着国家能平平安安搞建设。

只是因为心里有各种担忧，他得搜集更多情报，弄清楚共产党会给他和他的手下什么好处，然后权衡一下利弊，再小心翼翼地做决定。

况且傅冬菊是他的亲闺女，关键时刻肯定不会隐瞒影响他安危的事情。因此，他很愿意借女儿傅冬菊这条线，和共产党搭上话。

这也说明，傅作义并非因亲情束缚或被迫才选择起义，而是他看清了当时的局势，才决定和女儿傅冬菊一起行动。

后来，傅冬菊真的从她父亲傅作义那儿得到了明确的答复，傅作义说：“不想再继续打内战了，让共产党派人来北平，咱们正式谈谈和。”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因为率部起义成了有功将领，傅冬菊作为立下功劳的工作人员，也都得到了相应的礼遇和优待。

后来，傅作义当上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傅冬菊则成了《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还担任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领导职务，两人在事业上都颇有建树。

特殊年代来临，傅冬菊虽遭遇了些波折，但好在毛主席和周总理及时出手相助，所以问题并不算大。

傅冬菊71岁时退了休，她曾是全国政协的常委，所以至少能享受到副部级那样的待遇，就算差一点也能有局级待遇，晚年生活没啥可愁的。

实际上，她晚年时还捐钱参与建了两所山西的希望小学，这足以说明她根本不是传闻中那样“穷困落魄，结局悲惨”。

给傅冬菊泼脏水的那些说法，根本就是歪曲事实，有的是为了蹭热度，有的则是居心不良，实在让人不齿。

参考文献：

百年风云里，派傅冬菊去劝说傅作义——王汉斌详述北平和平解放经过

《党史文汇》里的父女传奇——傅作义与女儿傅冬菊的相似人生路

所谓“乌有之乡”造谣说傅作义的女儿傅冬晚年过得惨兮兮，又生病又没钱，这是恶意抹黑中共，还宣扬跟中共合作不会有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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